民营资本：苦寻入口与出路

据中国经营报2012.3.5报道

2月21日，发改委召开由45个部门参加的会议，制定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实施细则的工作，明确要求45个部门在今年上半年的最后几个月抓紧制定出台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这又给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带来了希望。

“每次政策出台都让人浮想联翩，各路民营资本也蠢蠢欲动，但奇怪的是，民营资本都不是最后受益者。”为中铁集团供应石材的陕西煤矿主蔡民(化名)对新政策不兴奋。

政策多朝令夕改

蔡民在陕西经营一家采石场，专门给中铁公司供应石材。“中铁公司在大型护栏、铁轨方面都有自己的国企公司，但是石材、土方这些原材料，都由当地民营小企业供应。通常都是签订合同，一个季度一签。”

按照合同要求，2011年年初，蔡民扩大了生产规模，但7月份温州动车事故后，铁路系统整改，他所供应的铁路线施工搁置，对他的石材采购仅持续到第一季度。“之前按照预期扩大工程量而进购的设备只能赔钱了，据我所知，其他原材料配套企业的遭遇也给我一样。”蔡民说，由于处在铁路系统内最底端的位置，行业内有任何政策变动，受伤的都是他们这些小民营企业。

蔡民的抱怨并非空穴来风。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金融服务及国防科技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信航空等项目。

是年，民营资本欢欣雀跃，以最快的速度纷纷进入煤矿、机场、铁路建设等领域。

然而，还没有等到民营资本在上述领域内站稳脚跟，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电信、金融等七大行业必须由国有经济控制。

2007、2008年间，民营资本在如此前后自相矛盾的政策指导下难以进退。2009年09月2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融资、财税等各个角度切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然而，金融危机过后，民营经济并未看到政策承诺的变化。2009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用力方向很明确。在规划中，具体的国企名字和要开展的并购重组计划都列了出来：汽车业要重点支持国有的三大三小企业;船舶业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钢铁业要推进鞍本与樊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等等。有人戏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应改为“十大产业国企振兴规划”。

事实上，投入到振兴规划的4万亿元投资，几乎全部进入了国企口袋。“铁公基”项目几乎100%都是通过国企平台运作。

在一片呼吁声中，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新36条”出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众多垄断行业。这个让人似曾相识的文件却迟迟没有相关实施细则出台，民营资本的希望再次落空。

玻璃门加厚

如今，民营资本最大的担忧则是政策越多，堵在民营资本面前的玻璃墙却越厚越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也认为，民营经济近些年承受的不公平遭遇境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改变，相反，众多政策的难以落实，更让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越来越厚。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曾表示，2009年，私营企业的效益明显好于国有企业，说明国有企业并没有挤占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认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现象。

民营资本在2007~2009年间的遭遇却并非如此。2009年，以生产安全名义进行的山西煤矿资源整合风暴来袭，2005年以来陆续入主山西煤矿的民营资本几乎被悉数清出。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协会会长周德文估计，此次山西煤改，有500亿浙江资本深陷其中，损失超过150亿元。

与此同时，在山西煤矿“国有化”的带动下，2010年，陕西、内蒙古、河南、湖南等主要产煤区，规模更浩大的煤矿国有化开始了，五省区内，约有2000家煤矿被兼并或关闭。

“非公36条”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的航空业也一并清除了民营资本，2010年5月12日，国航总裁蔡剑江正式就任深航董事长，标志着国内最大的民营航空公司深圳航空被最大的国有航空公司正式收入囊中。此前东星航空创始人兰世立2010年4月9日被武汉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鹰联航空也于2010年1月22日正式退出，变身为国有控股的成都航空。

“在实际竞争当中，国企和民企从来面临着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保育钧说。拿民营航空公司举例，2009年，东星航空亏损约5亿元被迫依法破产，但2008年，民航全行业亏损282亿元，东航巨亏120亿元，陷入巨亏的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均获得政府数十亿元的直接注资。

运营环节的不公平待遇更加明显，同样是航空公司，国航、东航、南航三大国有航空巨头欠机场起降费、航油费、民航建设基金比民营航空多出很多，但却很少被同属国有的机场、油料公司等单位追究，而民营航空公司一旦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就会被停航。

被迫脱离实业

被挤出煤矿、航空、铁路等实业领域的民间资本迅速涌进虚拟经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出台4万亿振兴计划开始，新一轮的政策阳光并未照到中小企业身上，受益的主要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央企和国企。也就是因为此，民营企业开始了第一次“转型”，退出实业炒房地产，而且靠银行贷款不断炒房偿还利息。

“这些中小企业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节能减排拉闸限电影响，很多做不下去了，但是2008年、2009年，国内为了刺激内需开始扶持房地产市场，民营经济就找到了新的生存环境，开始炒房、炒资产。”孙立坚说。

数据显示，2009年、2010年房地产市场行情大好的时候，温州80%的民间资本都囤积在房地产领域。

2010年，在房地产市场尝到甜头的民间资本开始疯狂炒各种资产，大到矿藏、土地，小到绿豆、大蒜等农产品交易市场，处处都有民营资本的影子，一时间，浙商民营资本成了民间投资的风向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调查显示，有超过亿元温州游资进入北方大蒜市场，这还只是官方的数据。

周德文认为，温州高利贷危局的主要原因也是民营资本囤积在虚拟经济的投机心理被无限放大：“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由于各种原因在不断缩小，实业已越来越难做，坚守实业的中小企业也拿不到政府订单，员工成本又在上升，干脆也不做实业了，也学习已经在炒作市场上挣到钱的其他企业把资金拿出来炒资产，放高利贷。有些企业手中没钱，就开始从低息高利贷处借钱，再放高息高利贷出去，开始‘以钱养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也认为，高利贷危局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首先，国家对重要产业的垄断，使得民间资金没有投资出路。一般行业利润薄寡，垄断行业又无入口，所以，民间资金只能投资“神话”。其次，国家垄断融资渠道，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没有银行与股市融资的路子，只有铤而走险，依赖民间融资，而民间融资的利率显然很容易随着市场需求被无限推高。

2011年年初以来，温州中小企业老板上演着前赴后继的“跑路潮”。仅在9月份，“跑路”的老板就达20多位。事实上，跑路企业、停工企业的具体数量并没有办法准确统计，除了已经见诸报端的有名有姓的中小企业之外，还有大量小微企业在悄无声息中跑路、停工、倒闭，温州的民营资本遭遇从未有过的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