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中国楼市再涨真要出大问题了

该不该为中国炒房退点烧？简要回答说，太应该了。但究竟怎样看待以行政手段暂时让房地产市场熄火呢？

金融时报连发三篇文章作为专题，聚焦中国的炒房和限购的问题。王志安认为，限购将妨碍住房改善，政府应该创造条件让市场生产更多的房子，不管房子产权属于谁，最终都会进入市场。但眼下的限购政策，却会降低人们改善住房的速度；童大焕指出，限购是行政有病百姓吃药，眼下的限购就像是消防队员救火，既担心过火地区“死灰复燃”，又无法防范未着火地区，限购成为马后炮，却给全国房价一个波浪式轮番上涨的机会；曹传勇则发问，中国炒房被终结？他认为，二三线城市限购令的不断扩容，将可能使中国的炒房时代成为过去时。从成交数据来看，住宅市场无论是期房还是现房，成交量瞬间均陷入冰点并不断下潜。

奉行自由主义金融时报，发表三篇如此内容的观点，一点也并不令人讶异，至于这三位的观点，我们在此前也有类似的论述。本文要聚焦的问题，即中国炒房时代是不是像炒股时代一样，已经终结了？

现在市场的办法已经深入人心，植入我们的灵魂。但是，市场并非万能药，也有很多死角不能解决，但是，不能市场一有问题，就想着政府干预。毕竟，还原问题最终的主体，政府官员以及其执行者也是人，商人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官员也未必能够解决。我们不能假设，官员是超人，如果你都假设干预主义前提有效，结论当然也是有效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历次房地产调控来看，每次调控都为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波浪式的上涨机会，这恰恰是波浪主义的信徒们所需要的模型——一个投机者完美的试验场和厮杀地。

所以，每次调控出来之时，炒房者都欢欣雀跃，原因在于，政策在为他们制造波段，每一次压抑很久，最终要以更猛烈的报复性反弹为他们带来高额利润回报。正是基于此，我们以行政手段干预房地产市场价格问题，效果极差，甚至起到反作用——掩盖了货币超发和银根地根双重垄断带来的真实问题。

货币超发迫使储蓄贬值，债务人和储蓄者财富日日缩水的境地，迫使他们进行投机和投资。而地根和银根是影响房地产市场两个最大的因素，地根影响着未来有多少房屋造出来，银根影响着资金是否充沛。我们往往是地价越是上涨越是减少供应，以期待更高的土地价格，往往是资金稀少更是收紧银根，美名其名曰断掉开发商的资金链，迫使开发商降价，但是，现实是，大部分的开发商都被破选择了高息贷款，这些成本都要转嫁到未来的房价上的。买卖双方的事情，加上各种权力因素，更加复杂，政策成本的上升，直接提高了房地产市场价格。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产权房为中国住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农民或者新市民所建造的房屋，缓解了中国租房市场供需紧张关系。但是，由于小产权房暴露了中国高房价的内幕，同时也没有让地方获得利益，因此，很难被管着各种公章的权力机构承认。

限购导致资本大规模转移到农村或者中小城市，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得中国高房价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了。社会人为新划分两个阶层，一个是有房阶层，一个是无房阶层。中国居民财富一半以上都是以房产形式表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让阶层更加固化，阻碍市场经济运行。至于当前所谓成交量下滑问题，确实和我们在2008年所言的问题一样，“不准买卖”并不是一个市场解决的办法，要想着办法将商品房供应量增加上来，钞票印刷降下来，以量能压低价格，各种手段相配合，目的只有一个：解决住房问题。

我们现在将目光太集中在“炒”字上了，应当将经历放在“供”字上，要在增加蛋糕上做文章，中国楼价和地价不能再涨了，再涨真得要出大问题了。这已经不是业内人士的一个共识，也是一件社会心理了：开发商因为成本太高没法了，居民买不起了，市场就这样陷入了僵死之局。要么引起价格体系的全面崩溃，要么引起物价暴涨导致社会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