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旭：出售公租房等于否定1998年住房改革路线

近期，关于保障房建设和分配模式，各地花样百出。比如广东省的“联合开发模式”，公租房“先租后买”政策，以及多地的“共有产权模式”。对于这些探索，有媒体报道：住建部内部称将“不会卡得太死”。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其实，这是理想目标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无奈妥协。今年国家计划新开工1000万套保障房，这一规模占据今年全国新建住宅量的半壁江山，而这需用1.4万亿的钱堆出来。遗撼的是，钱的问题成了老大难。光靠政府财政，显然是不行的。要想发动社会力量，那得给企业一点“甜头”。各地政府皆背着保障房建设的宏大指标，完不成则被中央约谈和问责。中央挥鞭，地方当然各自钻营，各谋出路。

这种指标导向，与GDP导向相似，年底地方交卷子，中央打分数。至于分数怎么来的，中央不可能一竿子查到底。那么，1000万套步子是否迈得过大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暂且搁置。当前需要对地方的繁杂做法进行分类，哪些是合规的，哪些是可以尝试的，哪些是不宜的。

比如，对经济适用房实行“共有产权”，属于既合规、又进步的创新举措，可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购房门槛，同时减小部分业主将来转让谋利的可能性。再如，广东的“联合开发模式”，一方面，让开发商低利润或者无营利的建造保障房，另一方面，将邻近地块低价出让给开发商，供其开发商品房出售；这一模式比较暧昧，游走于合规与违规之间，可以让地方尝试。

至于出售公租房，问题多多，不宜鼓励。顾名思义，公共租赁住房就是用于出租的住房，针对的是那些需要这种公共品的住房困难群体。如果用于出售，那与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等有何区别？这两年，国家正在转变住房保障的方式，由之前十几年只注重经济适用房，转向聚焦廉租房和公租房，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有效扼制产权式保障的诸多弊端，尤其是权贵阶层偷食强占屡禁不止。而租赁式保障，不涉及产权交易，居住者无法通过转让房产获取厚利，自然能够提高分配的公平性。

正因为此，今年三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以供应廉租房为主；对于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以供应公租房为主；对于城镇中高收入家庭，供应市场化的商品房和租赁房。其中没有提及经济适用房，而是非常重视公租房。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任务中，公租房为220万套，而去年才只有40万套，前年则基本没有。

如果公租房也能出售，干嘛还费这么多心思呢？继续大建经济适用房不就得了。实际上，更为荒唐的是，近两年贵州、河南、甘肃、云南、福建、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已经在尝试将廉租房一卖了之，比如2009年贵州省曾出台《关于廉租住房出售的指导意见》。原因只有一个：这些地方政府手头紧巴巴的，没钱建设保障房，出售可以快速回笼资金。遗撼的是，对于这类做法，国家相关部门并没叫停。

如今，公租房这种产品刚一“出生”，就要重蹈廉租房“被售”的命运，岂非又是一场住房保障政策的悲剧？当前，尚没听说一建成就出售的公租房，或许还没到大规模竣工期吧。不过，确有部分城市表示将对公租房实行“先租后售”。比如公租房大跃进的重庆市，计划三年新建4000万平米公租房，需要1000亿的建设资金，政府表示：部分住户几年后可按经适房价格买下，政府能收回400亿元。

如果各地都这么做，如果入住公租房的人都打着“以后低价买下”的主意，则公租房身上也将染上以前经适房的毛病：巨利诱惑下的腐败与不公。如果单位租赁房也加入出售阵营，则新一轮福利化分房潮必将上演。1998年来辛辛苦苦的房改成果，岂不是要付水东流了吗。

刊发于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