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旭：苍南官员不愿“吐出”保障房该咋办

前段时间，苍南官员私分850套限价房一事炒得沸沸扬扬。6月17日，苍南县官方宣布分配方案“存在不科学、不合理和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决定停止执行相关分配方案。然而，据悉已获得购房指标或已经获得补偿金的机关职员拒绝退房退款，整改一事正陷入僵局。

限价房，总体上属于保障房范畴。保障房像块肥肉，“吃进容易吐出难”，苍南县事件被人举报，才得以曝光，这对于当事人而言，似乎很倒霉。因为全国实在是有太多的保障房，尤其是限价房、经济适用房等具有产权的保障房，被不合理、不合规、不公平的分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部门人员，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而广大老百姓则成为利益受损群体。不被曝光，则视作正常，那些受益群体皆心安理得。

苍南事件，也只是现阶段我国住房保障领域中诸多乱相的一个典型而已。近日国家审计署公布2010年审计报告表明，已审计的8个省区16个城市中，有4247套廉租住房分给了不符合条件家庭，有4428套保障性住房长期空置。只是审计16个城市，就有1.3万套廉租房及部分其他保障房存在问题，那么全国约660个城市，又会有多少套呢？

中国保障房事业到底是怎么了？病了！一方面，住房保障确实难搞，发达国家搞了几十年、上百年，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仍需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我国住房保障的发展过程非常坎坷，情况比较特殊，过去十多年，保障房建设严重滞后，这两年属于是“恶补功课”，去年全国新开工590万套，今明两年各1000万套，困难大、矛盾多，一时半会，难以理清头绪，只能老是以“消防员”的姿态救急。

笔者认为，当前既要集中力量，抓指标、上规模，又要尽快推进住房保障的长效机制建设，单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保障房事业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住房保障工作的制度化、体系化、持久化，需要重点做好两件事。

第一，要健全法制。以美国为例，美国国会1949年就通过了《全国可承受住宅法》，其后又陆续通过了《住宅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宅与社区发展法》等相关法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房地产业法制化水平偏低，只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土地法》两部法律，保障房方面基本空白，只有国务院、建设部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诸如“通知”、“办法”、“条例、“指导意见”等，这些低层次法规文件约束力较差。

比如，苍南事件就非常典型。对于限价房，国家并无明确文件加以规范，2011年3月出台的《温州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供应对象为城镇中等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苍南县政府又提出六项要求，包括申购对象必须为该县党政机关及全额事业单位在职干部职工。上头不管，下头出乱，中间的温州有规定，也白搭。因此，当前仍讨论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法》尽快出台，以法律形式约束各级政府执政行为。

第二，要完善保障方式。回顾和展望我国住房保障演变，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解放后至1998年，属于低水平的全民福利化分房；1998-2008年，属于小规模的产权房实物保障，以分配经济适用房为主，兼顾少量廉租房；2009年至2015年，是大规模的租售并举的实物保障，新建4000多万套保障房，或者卖，或者租，进行实物保障。

需要关注两种保障方式的转变，一种是由售转租，经济适用房很难解决公配不公的弊端，所以去年以来国家大力倡导公租房建设，有意弱化经济适用房。另一种是由实物补贴转为货币补贴，即“补砖头”和“补人头”。在房屋紧缺时期，适合以实物补贴为主，其后应转向货币补贴为主；因为实物补贴存在“进入容易退出难”的世界性难题，有些人现在符合保障条件，将来不符准入条件时，政府很难强行让其退出保障房；而通过发放房租补贴、购房退税、贷款贴息等方式，就很容易解决“退出”难题。如果说“十二五”期间新建3600万套保障房，主要是“补砖头”，那么“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就应重点转向“补人头”。

刊发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