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立国走向没落

一则新闻让曾被媒体评价为亲民的县委书记臭名远扬。

江西省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PK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前者建议，“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人权和拆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而后者表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两个人都说得理直气壮，前者代表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而后者代表的是体制内官员的现实生存困境。曾有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为其县委书记辩护，“没有强拆，哪来新中国？”笔者在各地曾不止一次领教相同的逻辑。

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以维护全民的基本道德水准，社会将堕入地狱，我们有必要为于建嵘鼓掌，并支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坚定维护公序良俗。以于建嵘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了解，绝不至于不了解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绝不至于不了解不打开税收改革就无法改变中国的土地依赖症，更进一步说，税收改革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打破拆迁定律异同同工。但越是了解，越是要呼吁改革土地生财怪圈，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已经透彻地了解到土地财政的变异，对于中国社会与经济结构的损害。于建嵘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反对拆迁，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是为了国人在更稳定、更有预期的环境下生活。

陈晓平的想法在自己的逻辑体系内自成体系：因为税改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只有靠土地财政弥补，而体制内知识分子靠财政拨款养活，结论就是没有拆迁就没有土地收入，没有土地收入中国财政就会垮台，所有吃公家饭的全倒霉。

如果我们把以陈晓平为代表的官员的逻辑推到极致，拆迁拆出城市化，没有土地就必须重新整出土地，所以农民上楼、血拆强拆、政府建新区、行政中心搬迁。此等逻辑已经异变到可笑的程度，十年前的规划已经落后，所有的建筑都要推倒重来，三十年前的建筑已经不堪入目，建材、门窗不符合环保要求。难道推倒新建不久的建筑，就能体现环保意识吗？更何况中国的绿色建筑标准争议甚大，并没有全面推广。

所有这一切，说到底无非是为了拓展土地、为了拓展土地溢价，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新中国”，不知道这是在嘲笑新中国，还是在嘲笑公共知识分子的天真。

不管陈晓平此前是不是一个亲民官员，我们必须说，正因为在体制内太久，他们陷在一套封闭的必然走向死胡同的逻辑里无法自拔。

如果我们跳出陈晓平的官员逻辑，就能睁开眼睛看财政，提出几个问题能够打破此等封闭怪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土地财政，如果土地财政已经被实体经济与民意四面围堵，是否还需要为强拆辩护？第二个问题，如果土地财政是分税制的后遗症，作为理智的政府是否需要改弦更张，改革现有的税收政策，使之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成长的正确的激励机制？第三个问题，作为地方官员，既是现有政策的执行者也是现有政策的建言者，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建设者，但最可怕的是成为落后体制的帮凶。

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是经济发展模式主动挑选的结果，正因为以房地产拉动投资与内需，房地产才带动了将近60个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条产业链占用大量社会资源，中国消耗全球40%的水泥，与此密切相关。如果我国继续延着房地产立国的方向发展，等到全球碳关税出台，立马会从工业社会被打回农业社会的原型。

任何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不可能以房地产立国。日本虽然出现了房地产泡沫，但那是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货币战争失败的结果，而绝非在清醒状态下的主动选择。德国到现在为止，极端警惕房地产泡沫，独立的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严厉的税收与对租房者的保护，织成密不透风的防止房地产泡沫的蛛网。

以工业立国必须涵养工业税源，扩大消费必须涵养消费税源，以土地财政立国则会掐死工业与消费，让消费倒退、产业空心化。两套逻辑代表的是两套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两套不同的立国模式，土地财政立国走向的是封闭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