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市场取代权贵市场

中国经济有没有未来三十年的持续发展，取决于法治下的市场化能否取得成功。

10月18日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下基调，在内外压力交迫下，经济转型成为最主要的议题，促进内需、保障民生、节能减排等，都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在不同向度上的反映。

迄今为止，我国取得的共识是市场提高效率，但权贵市场后遗症却撕裂了共识，企业的效率建立在对低工资的基础上，财富的增长主要流向政府与企业，以及数万亿元流入私人口袋的灰色收入。未来三十年，如果不能以法治市场取代权贵市场，不能以公平市场取代垄断市场，经济前景堪忧。

经济增长数据能够说明经济体量，却不能说明经济质量。

经济学家黄亚生曾经列举具有如下特征的国家：政府的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一倍，基尼系数高达0.45，居民工资增长严重落后于GDP和生产力的增长；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大企业，大部分是国企，前100家企业的75%资产属于国企，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非常喜欢外资；高速工业化，农业人口在20年内减少了1/3。这是上世纪中期的巴西，1968年－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长11.4％。但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中到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整个80年代GDP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作“丢失的十年”。上世纪50年代初，巴西人均GDP相当于台湾地区和南韩的2倍多，到现在约四分之一不到。再举一个例子，从1950年至1975年，苏联GDP年均增长率为4.8%，而美国只有3.3%。前苏联的情形也很类似，集全民之力的高投资一度让苏联经济出现增长奇迹，前苏联的GDP与美国GDP之比的峰值出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约为45%，这与1940年的水平基本相当。

经济体量大而质量不佳的国家通常有两笔欠帐：一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未能成为国民财富增长，反而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与扶植垄断企业，在新贵频出的同时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甚至是赤贫阶层。这使得国家内需不振，必须通过更多的产品与更低的价格发展出口，由此陷入糊口经济的恶性循环；二是垄断企业占据了主要的赢利行业，具备绝对的定价权，可以轻松地凭借市场份额获取垄断收入，从表面上看这些企业对于工业产值、对于GDP的抬升非常有利，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

两笔欠帐说到底，就是权贵经济取代了平民经济，权贵市场取代了法治市场。在中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拉动内需呼吁数年无寸进之功，不得不在货币与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下，在国内外环境的倒逼下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是明证。

市场效率不提高，所谓的民生保障就是通货膨胀的同义词。

市场效率是进步还是退步？来看A股市场的估值，到2009年底，A股上市公司共1718家，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938家,占54.6%，利润总额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52.83%，营业收入占比则高达78.9%。

在经历了证券市场建立之初第一轮的股市解困之后，目前进入了第二轮以重组为主的第二轮解困期。今年9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在杭州召开首次有关指导监督地方国资工作的专题会议，吹响地方国资重组号角。由于地方国有资产的总量大于中央企业，因而可供注入上市公司的地方国资潜在数量更加惊人，仅重庆一地国资规模就达万亿以上，体量无比庞大如同巨无霸的现金吸纳机。加上各个行业主管部门对本行业企业的上市重视，以文化产业为例，民企公司如凤毛麟角，一些专职制造文化与思想垃圾的公司却频频传出上市喜讯，更有甚者，在行业重组的旗号下，中国最具效率的民营钢铁企业之一日照钢铁被吞并。这是典型的逆淘汰机制。

许多重组没有带来企业管理制度的根本变革，更没有增强企业的独立品格，有上市公司之壳而无企业之魂。在煤炭、钢铁等行业的重组过程中，物权法遭到破坏，法治市场从根本上遭到侵蚀。

近两年在农村社保、医保等方面有长足进展，未来将在“包容性增长”的框架内民生经济将继续完善。应该引起警惕的是，如果整体财富不增加、政府与企业均不肯让利、收入分配体制没有根本变革，所谓的普遍的民生保障就会直接转变成高通胀，在通胀过程中使财富加剧向垄断企业与权贵资本集聚。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连串事件，健康市场的根本是法治下的效率与效率下的法治，否则，任何改革都将成为救火队长四处扑火的悲情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