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潮和内迁潮对中国是好事

由于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过高，最近出现了工厂内迁潮，比如前段时间被斥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准备落户河南。由于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太高，以及80后90后新劳动力特点的转换，廉价劳力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事实上，工厂内迁潮是紧随着工人内迁潮，实现地理意义上的转换。

中国涨薪的趋势已经形成，很多人怀疑工人加薪不会导致成本推动的通胀，但如果如此，可能后果更为可怕。因为当工资上涨的转移成本是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商品价格在成本推动下需要上涨，但上涨又不至于引发通胀，只有产生更大的过剩，而产品出现更大的过剩意味着产能的萎缩，工人就丧失了加薪或者工作的机会，这就等同于经济动力的丧失。

我们不愿意争论路易斯拐点这样学术性问题，因为现实和模型总是有差距的。在中国，路易斯拐点决不是一个很清晰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使得年龄结构性很复杂，而且中国的老人其实还在工作，现在依然出现很多“啃老族”。

再说，辽阔的疆土为经济转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支持，庞大的人口基数为经济提供内需需求，只不过现在百姓的消费力不足而已，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超强性的螺旋增长依然可能性很大。尽管当前中国某些特征符合路易斯拐点的样子，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看，中国当前还没有达到所谓的路易斯拐点。

特别是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特大的迁徙行动——农民市民化。如果从产业角度来说，农业劳动力需求量是逐步减少，人口学会最近指出，“十二五”期末，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突破7亿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城乡人口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农民市民化为中国启动了庞大的内需需求，正是借助这一规律，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城镇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因为管理层已经发现，超大城市群落虽然带来聚集效应比较明显，但房价飞涨、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以及交通拥挤等大城市病也很让人头疼。

而城镇化如果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么，地域失衡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东部富裕不算富裕，全国大部分地区富裕才算富裕。再说，当前国际格局很不安定，财富集中在东部并不一定是好事。因此，必须要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地工人在工资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宁愿在家乡不愿当候鸟——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让他们痛苦不已，而且还要承受家庭分别之痛。

而且，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负效应，就是农村空巢让大量的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的管教，爷奶管教不严，很多年轻的农民工子女流荡在学校外的大街上，不利于下一代成长。据一个朋友说，以前很多农村或者县城的学校，都上晚自习，现在提倡所谓的素质教育，不准上晚自习，结果网吧、酒店和歌舞厅挤满了学生。本来现代的农民工二代已经出现新特征，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很难说新下一代劳动力会出现什么更新的特征。

因此，我们乐见当前的内迁潮的形成，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也是遍地开花，由于资本、政策和资源都向东部集聚，特别是对城镇化推动关键的土地政策对东部倾斜很明显，导致东部崛起很迅速，中西部的乡镇企业萎缩，城市化发展缓慢，除了几个中心城市外，一些县城和乡镇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才产生春运这样巨大的“候鸟迁徙”潮流。

事实上，最高层也一直致力于区域发展的均衡，当前劳工内迁和企业内迁正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如果高层能够从更高的视野推动这一趋势的进行，所谓的高房价问题、交通拥挤问题以及内需消费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今后中国最大的事件就是农民市民化问题和区域经济平衡问题，这两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才算明朗起来。因为在过剩时代，需求和消费对于供给是决定性的，因此，我们乐见内迁潮的形成，这是为东部成本昂贵化减压，为中西部增加动力，减少社会矛盾，解决经济的多个两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