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闹剧，舆论打偏了

最近这段时间媒体上开始做一件很市井的数数游戏。1,2,3···我是到看到“8连跳”的字眼才开始关注什么叫“富士康连跳事件”。据说现在已经突破两位数，跳到第十一人了。传媒在阴暗地旁观和等待下一个的时候，也在连篇累牍地进行原因分析。一个超大型企业，连续有11个员工跳楼自杀，这背后是什么诱因在生成？

从前听过一个台湾来的笑话：神父和平民相约打高尔夫，一杆过去，没进。神父脱口而出：“他妈的，我怎么打偏了？”平民大吃一惊，心想神职人员怎么可以爆粗口呢？未及，神父又一挥杆，还是没进，神父又来一句：“他妈的，我怎么又打偏了？”这时候就看天空风起云涌乌云密布，突然一个强闪电劈下来，将平民劈倒在地。这时候，天上传来上帝的忏悔：“他妈的，我怎么也打偏了？！”

从我开始关注传媒的导向，立刻就有如上的这种感觉。舆论说的充满阶级对立，先是职责台资企业管理不人性化，长时间加班，完全应该对该事件负责。接下来有记者进驻该企业进行卧底也好调查也罢，反正揭露出的所谓黑幕无非是“员工和员工之间不交流、员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等等对于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忿恨。之后这种情绪进一步升级，开始颠倒黑白地如周立波所云“文化革大命”了。

比如，富士康有员工食堂和专人洗衣服务，就被说成了“资本家帮员工提供便利，是为了让你们快速吃好饭、不用洗衣服地直接去干活”；又比如，富士康的薪酬制度是工资加奖金，员工因为加班多往往奖金多于工资，这些正常情况到了某些“革大命”的喉舌嘴巴里，又变成了“帝国主义黑心地用奖金诱惑你放弃和和别人交流的权利”。可笑之极不胜枚举。

富士康也真是的。或许是人在屋檐下的关系，居然跟着舆论这种所谓人性化关怀的歪风，开始在工厂内设置了心理辅导部门、开设员工心理热线、聘请心理专家和医生，弄得像开始要做几十万人的思想工作一样拼命证明和表态自己“员工跳楼，人人有责”的老实态度。错误的舆论评点了错误的事件，引发后续更多更大更可笑的错误。那一股30多年前的华夏红色风暴，隐约可见。

我以为，富士康不必道歉。加班？给了加班费了；员工居住？宿舍每人一张床一个柜子，宿舍的基本配置的确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个可能是问题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跳楼的都是些20岁左右的打工者？这批“90（附近）后”的心理问题究竟是什么？

我们现在探讨比较多的是，80后的闪婚现象，这是整整一代人人生观“推迟发育”造成的。同样的，90后的心智脆弱，不应该从舆论导向和跳楼者自身寻找原因么？早期的电视里，外出打工的姐妹春节回家，穿着所谓潮流服饰带满俗气首饰所谓的荣归故里，无非是给了在农村的亲戚朋友同学一个暗号“城市的钱好赚啊！”在90年代的上海，第一批东渡扶桑的打工者回国也无外乎“炫耀、请客、鼓动”三部曲，有多少人就这样去了日本。

同样的道理。现在富士康打工者的主流身份，系为“农村的90后”，这个定义拆分开来是由“农村+90后”购并组成的。农村对于大城市“遍地是钱”是深信不疑的，而90后“缺乏意志品质”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关键要研究的是，这些员工为什么跳楼？是工作压力大还是其他生活琐事（截止写稿时的消息，跳楼事情很多源于一件细微生活琐事）？如果两个民工恋爱不成跳楼了，是应该问责企业么？最多也就在都市报纸的一个角落里，写上一个豆腐干标题“失恋导致自杀，90后世界观值得警惕”云云。所以，富士康闹剧，现在正在一步步走向乱带帽子的荒唐境界。

日本也经常传出因为工作压力大而跳楼的事件，却从未有人去指责企业生存状态。大城市有高收入，自然就有高压强。这本是天经地义，却为何我们这些90后花朵，盲目认定“大企业给钱多”却从未考虑付出的对比呢？

再说到如今的就业难问题。一方面很多大学生花朵们抱怨生不逢时找工作艰难，另一方面很多用人单位的HR们对大学生眼高手低颇多指摘。这种矛盾关系也可以嫁接到农民工对于大城市的理解，上周看第一财经频道的“头脑风暴”，很多80后不堪重负准备返城、逃离。老实说我根本不信这一套，如果回家乡的确是不用做房奴了，但是每天对着牛和羊，过着吃不上肯德基的日子，这些80后更加生不如死。农民工来大城市前的思维非常一根筋，那就是“遍地是钱，弯腰即可”，抱着这种心态一下子遭遇12小时加班，遭遇没有夜生活，偶尔要是再和同事有个摩擦、给领导受个委屈或者和村里的妹妹有个口角，那自然就要跳楼了。甚者可以恶毒地说，这些受害者如果轻视生命或者将跳楼作为时尚和勇敢的表现，那传媒和舆论最好的方式就是闭嘴静观其变，用最冷漠的眼神去轻视这样一种自我放弃生命的愚钝。

不管还有多少连跳，都要先把脉再用药。

社会不应该让企业来承担世界观的责任。

建议播放背景音乐，披头士的名曲“Let it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