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期待无为而治

这篇文章已经在脑海里徘徊了两年有余，之所以一直没有写出来，主观上因我奇懒无比，宁可脑海里一天跑马，也不愿花几小时在稿纸上龟爬。客观上，也是对过去这么多年来调控——空调循环游戏的厌倦，套用一句非著名电影中的著名台词“八年啦！别提啦！”。同时，在官方“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文字游戏面前，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来掩盖自己懒惰的本质。

然而，到了2010年，作为旧时代的尾声和新时代的先音，这一年开局就显示出了风云际会的不同凡响。先是由谷歌一声“不作恶”振聋发聩，让多少年的阳痿似乎有了点勃起的冲动。后又让韩寒组织的一场亚克西填词大赛鼓动得意淫了一把，终于把被一场常规盛世庆典倒足了的胃口多少搞舒坦了一点。既然阳痿有了疑似治愈的希望，身子又出奇的舒坦，懒惰终于找不到存在的理由了，于是不得不用最后努力的勃起，来挥别一个被阉割的时代。

2008对于我而言并不感到愉快，甚至是糟糕至极。先是共同打拼了四年的同事兼哥们儿，在爱情和亲情的感召下沦为“重色轻友”之俗人，抛下我们远去北京。后到年底，为之奋斗了四年的伟大事业也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兄弟们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多少让我产生了“同事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感慨。

对于我的这份情怀，远走北京的哥们颇不以为然，每每醉眼朦胧之际声色俱厉地指责我“境界不高，不够大气，不是做大事的材料。”

对于这份指责，虽有些不忿但基本觉得还算中肯，不管大家窝在哪个犄角旮旯，毕竟我们还在一个中国大院里住着，我的想法也的确少了一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丈夫豪情，多了几分“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女儿之态。

由此及彼，我开始想到了“中国”这个概念，这个百年来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

作为国人，从出生伊始就被这个词汇牢牢捆绑，无论是牙牙学语还是入学启蒙，“中国”、“祖国”这样的概念一定是率先出现。然而，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无论是作为政治词汇还是地缘概念，其完整性和独立性始终备受质疑，这样的疑惑甚至一直被延续到了今天。

一切从2008年开始出现了某些是是而非的转机。

那一年的雪比往年来得更大一些，时逢中国新春佳季，多少农民工被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堵在了委身的城市有家不能回，很多城市人在“每逢佳节倍思亲”传统文化的感召下，通过政府的号召自发成为了志愿者，在人满为患的车站码头为农民工端茶送水，给节日里不能回家的人送上一份温暖。尽管这样的爱心行动背后依然有政府的身影，但也是近十年来城市中两大对立群体第一次带有自发性质的融合。

如果说08年全民携手共抗雪灾还是一场有着政府导演痕迹的彩排的话，那么上苍在短短数月后给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展示自身的一次更大的机会。

是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地区发生了8级大地震，一时间天地变色，山河崩离，数万生命瞬间灰飞烟灭，世界震惊，举国悲伤。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决定将5月19日至5月21日作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下午2时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在北京，从5月19日上午开始，北京居民和游客便开始自发的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参加下午举行的降半旗和集体默哀的活动。下午2时，活动先以默哀三分钟的形式向汶川死难同胞致哀，聚集了几十万人的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默哀结束后，许多人久久不愿散去，此时不知是谁率先喊出了“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口号，声音很快传遍了整个广场，几十万人开始沸腾，在那个下午“我们都是中国人”这句话被几十万人呼喊得如一个人般整齐。这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举行地第二次非官方直接组织和介入的大型群众集会，也是第一次执政府事先默许事后不找旧账的群众集会。

灾难引发的悲剧却总是唤起全民族共同的奋起，大地震之后，整个国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救灾和马上就要到来的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三个月后，北京奥运如期举行，焰火、开幕式、鸟巢、水立方、北京无不向世界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而老谋子执导的开幕式，通过四大发明的概念，若隐若现的传递了“今日之文明世界始于我华夏大地”的信息。近一百多年的耻辱在那瞬间被抹平，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在群体中不断蔓延放大的民族自豪感。

在悲伤和兴奋的交错中，中国人走出了大地震的阴霾，“保质保量”实现了举办奥运会的百年梦想，但也迎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我们彷徨过也害怕过，甚至发出过，“天灾人祸，天不佑我中华”的哀叹。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一切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国经济非但没有被卷入这场金融危机的泥沼而无法自拔，相反我们不仅在09年实现了GDP8%的增长率，同时也趁机扮演了一回世界救世主的角色，使得“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再像一句空洞无力的口号。我相信，本山大叔虽说有幸戴上了春晚最烂节目的桂冠，但他那句“美国人都找咱们来借钱了搞啥玩意呢！”台词所获得的掌声绝对是真诚的。

自1840年以来，“中国”无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地理概念，似乎从未被诠释得如此清晰和完整。

且慢，当抛开一些表面光鲜之后，很多潜伏在水面下的东西却依然使得“中国”这个概念异常模糊。

这个拥有960万平公里幅员的国家，在相同的经度上从北至南冬季存在着30度的温差，而在相同纬度上从西至东有着8848米的海拔落差。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了这个国家语言、地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30度的温差让同一经度的人相互造访的时候犹如出国。一个东北人初次到广东，他最需要的是一个翻译，因为他基本无法和当地人交流。如果他去的是福建，那他大概没到一个城市就需要一位翻译，群山环绕的区域造就了这里里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特殊文化，一个福州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一个莆田人在说什么，当然那位莆田同胞同样对福清哥们的话一知半解。

同样，8848米的海拔差距也造就了国人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的极端差异性，一个上海人也许穷极一生也不会真正了解一个西藏人为何愿意挨饿受穷，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来世整日除了磕长头转经外无所事事。相同的时间和毅力如果交给一个上海人，也许在50岁之前他就能跻身福布斯富豪榜。

在很多情况下，被“中国”这一概念的关照的一群黑头发黄皮肤坐在一起的时候，在彼此发乎情止乎礼的交往背后，其内心潜藏的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提防和猜忌。

历史、地理的现实情况，使得这个国家内部变得极其复杂，任何政府试图出台一个毕其功于一役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刀切的政策都必然遭到失败的命运，古往今来无一例外。事实上，我们能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能成为全球率先复苏的经济实体，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执政府做对了什么，恰恰就是它没有做什么。回首7年宏调，当“国X条”没有出现的那一年，就是中国站在巨人肩膀的那一年。任何要求政府学习谷歌自觉以“不作恶”作为自身核心价值观基本是书生意气式的异想天开，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首要原则应该是“不做乱”。

不管是拥有好的制度还是坏的制度，也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府，历史一再证明凡是由政府主导或参与的对市场的控制乃至改造无一例外都是低效、失败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看起来像一个例外，实际上改革开放不是什么创新，而是结束了执政府为非作歹的执政方式，将国家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说白了还是没有作对什么，而是不再做错什么。所以中国有了30年的经济神话。）。

几十年来，被凯恩斯信徒奉为圭臬的罗斯福新政，后来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罗斯福新政非但没有将美国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走出来，相反许多数据表明，罗斯福新政执行期间美国的多项经济指标整整衰退了10年甚至更久，只是这一切被罗斯福世界救世主的光环遮盖了而已。

回首历史，轻轻摘下这顶桂冠，呈现给人们的历史事实是，罗斯福政府在其第二个任期开始时已经岌岌可危，罗斯福新政及其创造和执行者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所幸的是德国和日本发动的战争，使得罗斯福政府得以通过所谓的租赁法案找到了刺激经济的新方法，转移了国内部分注意力，但这还远远不够，租借法案只是将美军的废铁处理了出去，却无法维系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故而罗斯福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是否将美国拉入战争的思考上。因此才有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罗斯福的亲信和得力助手，时任美军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在接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报告后，终于松了一口气说出了一句“感谢上帝”的反常行为了。

动而大乱，静则大治，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清人笔记中曾描述了曾文正公一生治学的三个阶段。言其从小习儒家典籍，入士后以陈朱弟子自居，以理学为修身之本，以清廉之名成为天下士子的楷模。后太平天国乱起，公正在籍丁忧，逢此君父社稷危难之际，公奉谕弃笔从戎帅八千湘乡子弟平乱灭寇，其时言公以商鞅、韩非之说为治军之道，言必及峻法人谓之“曾剃头”，但结果却是以法治军以法为政使公上下不能齐心，左右不能逢源，也给君父留下了屡立奇功却又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印象，对公猜忌颇多，后终借公二度回乡丁忧守制之际，解除了其兵权。书中言，公在籍守制之日，眼看多年苦心经营就要付诸东流成为他人嫁衣裳，夜不能寐，几欲出世从此不再过问世事。后终得高人点拨，再读黄老之学始有所大彻大悟。时长毛（太平军）内讧引天京变乱，石逆（石达开）引十万之众远走天京向南流窜，湖南、湖北人人自危，公奉诏二度出山，此时公已悟道，再入仕途则是韬光养晦，左右逢源，上下齐心，终有大成，不仅平定了长毛之乱，先督两江后牧直隶，成国之砥柱。难怪后世有人评价，曾国藩凭借黄老之说，不仅挽救了自己和自己的事业，也让形如朽木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数十年，而曾国藩更是开历史之先河，自他之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然而人似乎生来就怀着“人定胜天”的狂妄，中国人更是如此，特别是汉以后，无数大儒贤臣对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嗤之以鼻，甚至视其为不思进取亡国灭种的伪学。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经下诏，规定凡后世子孙或朝臣有敢以黄老之学言朝政者，杀无赦！可国人多不明白，对于人而言要做到“出如脱兔”并不难，人原本就是动物，动是天性是本质，但要做到“静如处子”却是千难万难。无为而治不是弱智者的无能和孱弱，恰恰相反，而是大智之人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

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我由衷的许下新年愿望，“乱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平静了，是该与民休息的时候了，我们宁可去忍受无为而治的单调和无聊，也不愿再被为民请命‘的国x条’忽悠了。2010我们期盼无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