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一个背影像问号

诚信，一个背影像问号

小时候住在虹桥路小弄堂，每天跑10分钟到中山西路去上学。20多年前的虹桥，远非今天的繁荣样子，而是在一条狭窄、弯曲乃至蜿蜒的路上，来回学校的路上要经过山坡式的土堆，现在懂了这叫“建筑垃圾”；还要经过一条长有百米的臭气熏天的简易平房，每次走过捏着鼻子目不斜视，在今天长宁法院的地方，曾是个猪圈；还要经过很多碉堡，战争时代的产物是我们唯一的娱乐场所，今天已经被古北嘉年华庭所取代，并开了一条叫做“黄金城道”的马路。

在这条曾经破败的虹桥路上，遭遇人生第一次诚信亏。在中山西路1030号虹桥路小学门口，每天会有个中年男人推着黄鱼车卖水果，但是他的生意一直惨淡。用今天的眼光来定义，我可以说他定位失误，在“小学门口卖水果”，这是对于客户定位和市场定位的全面错误。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男人手里买过水果，原因是15岁前我是“零零花钱”。

那个男人每天中午也骑着黄鱼车回家吃饭，估计他的家应该在今天的虹桥花园位置，当年那个地方还叫许家宅，是我父母买菜的地方也是我理发的地方。

一天中午我们放学回家俺，那中年男人依旧骑着黄鱼车，车上依旧是卖不掉的水果。骑到我们身边时边喘边说“红领巾，前面迭个土堆拿帮我推一推，推过去我给拿一只生梨吃吃”，当时我们应该是三个人，被一声“红领巾”的虚荣和“一只生梨吃吃”的利诱所混合蛊惑，自然一拥而上，那个由建筑垃圾推成的30°土坡在犯傻般的热情面前不堪一击。

顺利过坡后，那中年男人回头瘪了瘪嘴说：“哟，拿一推，我的水果都散掉了。好了好了，勿要拿帮忙了”说完骑着黄鱼车用30°俯冲的姿势一骑绝尘而去。

剩下三只满头大汗的木讷表情。

连骂都没有反应过来。

后来，我上中学也在附近，也经常再看到那个中年男人，他的生意依旧不好，但是他依旧选择学校附近，不晓得他是不是犯了倔一定要培育小学生午间吃水果的营养习惯还是为什么？！

之后，我工作了、换房了、搬家了、动迁了。虹桥路已经是偶尔走过跟人说说“我原来住在这里的闹。”以此来衬托好地段不稀奇，已经是阿拉的二手物业。

前两天路过面对面看到一个问号性的佝偻身躯像一张弓一样迎面走来，今天我的个子已经比20多年前高了不少，所以轮到他抬头看我，一张布满皱纹的轨道交通面孔，他想必早就不记得我了，那个中午一句过坡拆桥的搪塞。

我还记得他。

不是因为记性好。

工作之后，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

被迫去骗过别人——做外汇的时候，客户在我的交易机器对面，屏幕显示：“瑞士法郎，1.3472/75”，我知道客户要买进美元做空瑞士法郎，所以我直接报“1.3478，侬要伐？”他要了，我就多收了他三个万分之一点的差价，业内叫“吃点子”，一百万美元成交量就吃了300瑞士法郎的扣点。

也被别人骗过——做房产的时候，我老板说这次销售人物完成后，年底大家去香港，每人发多少万年终奖。等到他和我只是普通平等关系面对面喝茶的时候，我还没有去过那嘴巴里的香港，至于“多少万”已经变成“多少问”，只是随着时间流逝已经问都不高兴问。

这两年，对于诚信的关注开始广泛见诸于报章。

当一个词成为时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恶俗，就好像完全没有读过书的民工也开始对着手机“点头YES摇头NO”了。

但是每到年底，包工头消失民工讨薪的剧情还是日复一日地上映，一点新鲜元素也没有。

去过日本的人回来说起日本：一是干净，衬衫穿一个礼拜都没问题；二是诚信，说好的事情一定会兑现。

两个曾经图穷匕见的民族，现在一前一后的Follow着。

我也对日本没什么好感，但必须承认他们以战败之势后来居上，一定有道理。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中华名族孔孟之乡、一言九鼎、一言出口驷马难追。

为什么今天“讨债”、“毁约”、“官司”、“失踪”等触目惊心的字眼每天都在侵犯着我们的眼球，《少林寺俗家弟子》中有个无赖的台词“我刁贵说话是从来不算数的”。

今天的商务活动中，“我当时说说的呀”已经被说得面不改色；“开发商赖掉了”也被说得完全没有愠怒。

诚信，就像“你还相信这个世界有真爱啊？”一样成为了反问句。

一如那个佝偻老去的身影，像问号，拷问着一个民族。

但无人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