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怎么样的城市化能拉动内需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能否拉动内需，取决于中国真实城市化过程，取决于城市化过程中的财富分配均衡度。

城市化可以拉动消费，几乎成为公理。

引用一组研究数据，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据测算，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会有1000万到120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总额大约增加1200亿元。按这个预测，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在未来10年左右提高10～15个百分点，仅居民消费就可以拉动1.2万亿～1.8万亿元。考虑到消费的乘数，以3倍测算，可以拉动3.6万亿～5.4万亿元的消费总量增长。

据麦肯锡公司发布的报告，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于2025年达到9.26亿，到2030年将突破10亿。移民将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驱动力，带动2005~2025年70%的城市人口增长。到2025年，中国新增的3.5亿多城市人口中将有超过2.4亿的流动人口。报告称，中国个人消费的增长将主要出现在城市，“中国城市消费量在2008～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据测算，在启动国内投资方面每增加一个城市居民，城市需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年投资需求就是6.5万亿元。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测算，2010～2015年间，由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量可以达到9万亿元。

以农民工为例。有测算表明，如果要在20年间让1.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新建保障性住房650万套（5.2亿平方米、户均80平方米），这对钢铁、水泥、建材、家具、家电等57个相关行业将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还将为进城农民新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

公理未必是公理，不同的城市化拉动消费的作用是不同的。

印度、巴西均为人口大国，但在城市化过程中常见的景观是城市边缘出现庞大的贫民窟，聚居着无数人口，治安、服务未能此上升，反而出现治安、生育种种顽疾，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可怕的无消费现象。

2007年印度官方公布人口统计数据，印度贫民窟的居民数量从1981年的2790万人升至2001年的6180万人，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650万人有近一半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过去20年，贫民窟居民人数增長一倍，超过英国总人口数量。在此期间，印度人口从6.83亿增至10.3亿，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天的消费水准不到1美元，而印度的经济21世纪后在以8％的速度增长。由于文化因素，印度是世界黄金消费大国，却未能成为全球消费增长地，未能带动国内产业发展。

国际情况不妙。据世界观察研究所和全球环境研究所2007年在北京共同发布《世界报告2007：我们城市的未来》中文版，称全球30亿城市人口中有10亿居住在“贫民窟”。如果全球发展优先领域不包括大规模扫除贫困，那么到2030年新增的11亿人口中，将有超过一半居住在“贫民窟”。

城市化进程不一定提升消费，不一定产生城市群，反而可能产生贫民窟现象，此时要做的不是铲除贫民窟，而是铲除产生贫民窟的根源，即在城市化过程中剥夺农民资产，以及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使贫困产生代际传递，无法提升消费水平。二战后日本的新土地运动与中国台湾地区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农民成为有资产者、成为有专业能力的劳动者，顺利融入城市，成为有效消费群体。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存在两种倾向，或者剥夺农民土地资产作为城市发展的原始积累，农民成为无效消费群体，或者对于大城市郊区农民过度补助，在城市边缘地带形成数量巨大的食利阶层，一夜麻将声响到天明。这两种倾向不利于提振消费，更无法形成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者，对中国企业发展不利。

值得强调的是，从最新的研究显示，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在短期内拉动消费，但没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建成未来消费基础，因此在工业化阶段的人口大国既要建立社保体系，又要防止社保不公、在某些领域过度福利化现象。

城市化过程中提振消费需要制度保障，需要重建资产分配体系，重建技术工人的培训渠道，重建资产套现后的使用模式。此时，研究二战后各国城市化成败史，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