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社会思想基础

（一）

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房地产的政策都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反之它都具有深厚的社会群体、社会思潮、社会伦理作为政策依据和底蕴。

我们今天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它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主要是哪一社会阶层？他们是百姓群众中的多数还是少数？支撑调控政策的社会思潮和伦理是什么样的？它有没有可持续性的生命力？这一直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直想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

我知道北京有一个叫马立诚的人，曾经看过他写的《交锋》著述，认为写的宏观和详实兼具、历史逻辑清晰、思想观点明确。最近偶尔在网上看到他被我们的一些同胞评为“中国十大汉奸之首”，更巧的是买到了他的新著《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随即做了阅读。

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潮和现行的房地产调控及其政策做了联系，使我明白了过去心中存在的一些疑虑，现在可有了大致的答案。从马先生的论著中，做了简略地归纳整理，同时将第八种思潮—新儒家思潮擅改为现代宗教思潮，一并提供给博友，谨请诸位在概览我国八种思潮的过程中将我国房地产业、市场、调控政策联系起来思考。

（二） 

1.新权威主义思潮

拥护人中有邓小平，社会基础主要是党和政府部门中执政精英。产生在1986-1989年这一时期，流行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张炳九、吴稼祥、萧功秦等为这一思潮传播的理论执笔人。他们主要针对当时经济问题日益危机化、腐败蔓延、新旧体制僵持不下的局面，提出用新权威主义推动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市场化先于政治民主化，市场化的终点是民主化的起点；当前不能全面推行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集权制和政治垄断；中国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必须在集权条件下完成；集权制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压制政治上的反对派以维护稳定；强力推进市场化和私有财产制度，培植中国的中产阶级等。

2.老左派思潮

他们的核心诉求，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维护公有制法统，三是坚持计划经济道路。他们始终不离不弃毛泽东思想信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他们的抗议声无日无之。

当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坚持两个“凡是”和围绕“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为第一波。

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90年代初），这是第二波，主要阵地是《人民日报》、《当代思潮》。

第三波进攻在1995-98年期间，四份万言书抹黑中国私营经济，代表作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等。他们开列了一份很长的黑名单，要求有关方面对一批持不同政见学者精英加以惩处。

第四波从2004年至今，一直余波未息，持续时间长。他们与党中央领导层彻底决裂，点评批判邓小平，反对改革开放，公开呼唤再来一次文革，要求为四人帮平反，是这一波的主要特点和内容。

老左派的旗帜人物有邓力群，著名共产党高层人士有汪东兴、吴冷西、熊复、张平化，王忍之、李尔重、魏巍、林默涵、袁木等，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郎咸平、刘国光、巩献田、马宾、张宏良等。主要载体是“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站”、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他们擅长写公开信、开座谈会、征求签名。

老左派中的袁庾华就提出两个“四大”：一是政治上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济上的四大—免费医疗、免费基本教育、基本居住保障、基本养老保障。

3.新左派思潮

在上世纪90年代产生，他们不再热衷于继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遗产，也很少提及计划经济一大二公、阶级斗争一类的话语，主要吸取的是西方现代西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后殖民主义思想和后现代理论，他们主张社会公正和社会参与，批判资本主义，反对跨国公司统治，仇恨市场拜物教，批判全球化和世贸组织。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赞赏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其核心点是：反对资本权势，反对政治权势，批判市场经济。他们具有浓厚的西方左翼先锋理论色彩，其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陈学明等。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近年来新左派人物集体右转，转而主张国家主义，以国家为核心，国家至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号召国内民众一致团结对外；中国的国家意志就是党国意志，党是灵魂，国是肉身。新左派与民族主义思潮在一些领域实现融合。

4.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

民族主义是今年来中国最为喧嚣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从反西方、反启蒙出发，中国的民族主义已发展成为崇拜国家的保守主义。有的学者认为，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有的学者认为，鼓吹民族主义已成为作秀、捞钱、升官的伎俩。

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海南岛中美飞机相撞、奥运会火炬传递法国遇阻、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纷争、中国航母试航等事件都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酵、激化、变态的催化剂和导火索，也是观测中国民族主义的最佳窗口。

何新、季羡林等人的一些观点是民族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反映。《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站起来》、《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国梦》、《C型包围》等都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

5.民粹主义思潮

处于转型期的世界，当前正逢民粹主义的高潮。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泛滥和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转型密不可分，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官黑勾结、产业垄断等问题成为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的声势与互联网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草根性、非理性、抗争性成为民粹主义的三大特征，仇警、仇官、仇富是民粹主义的三个火山口。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主要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极端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

反对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大民主，即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

均贫富，要求结果均等。不看重起点平等和机会平等，不惜以无偿没收、抢劫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中国城镇住房一户只能一套；

道德至上，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道德只存在底层大众之中，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

极端崇拜心目中的魅力型领袖，不容任何批评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

不耐烦渐进改良，热衷于暴力和推到重来。

当代民粹主义的主要事件有：毛泽东热和文革热；富人原罪追溯论；炮打公审茅于轼；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北京青年杨佳袭警案等。

6.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长期以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叛徒。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都是百年前的代表人物。其实，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鼻祖或重要分支。现在社会党国际共有成员党129个，已先后在30个国家执政。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等都是。

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他们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主张混合所有制经济；反对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主张改良，主张普选权；提倡发挥市场作用，保护私人产权，实现经济民主，主张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对弱势群体税收，扩大就业，救助妇女儿童，缩短劳动时间；主张思想多元化；社会政策是建立福利化国家等。

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李洪林、王若水、胡绳、朱厚泽、李锐、高放、杜光、王占阳、胡星斗、谢韬、华炳啸等。今天，他们立足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主推宪政社会主义。

7.自由主义思潮

严复是中国系统输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梁实秋、罗隆基等都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949年后，自由主义在大陆归于沉寂。上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大潮的兴起，自由主义在中国久旱逢甘霖。

古典自由主义思潮高扬个人权利，强调自由竞争，赞赏市场机制，要求最大限度的限定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也主张必要的政治干预，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只要财富是合法的得到的，就不被剥夺用来无偿补贴弱势群体”，“实现法治之下的自由”，“实现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尊重和保护”，“窒息个人自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财产”，“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是宪政民主的基石”，“追求人类普世价值”等，都是自由主义者们的至理名言。

他们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其第一次落败在“89”风波之后。但随着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等方面与决策层形成共识，成为制衡左倾思想的力量。

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张五常、陈志武、许小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李慎之、资中筠、秦晖是政治文化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8.三大宗教思潮（佛教、天主基督教、伊斯兰教）

尽管中国执政党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但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确处于新一轮的复兴之中。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毫无信仰的人也越来越多，两者现象同时在现，成为当今社会现实特点之一。人们对宗教的认识理解也从鸦片、麻痹剂上升到社会稳定、和谐、价值观的新高度。宗教的伦理和规范正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当然更是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

（三）

上述八种中国时下的社会思潮（当然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有待归类的小的社会思潮）产生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水平之中，也受到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渗透影响。既根源于中国历史渊源和文化反省，也是当代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和兼容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萧功秦先生认为凡事社会思潮均具有四个特点，即群体性、民间性、公共性和自主性。

中国主要社会思潮都有着巨量的社会人群作为其承载体，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着不同社会思潮的主张者和遵从者，即便是个体的人也会同时接纳着不同社会思潮的不同养分和特色主张。

中国各种社会思潮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每一种社会思潮都有其哲理精粹和普世价值，但也都存在着其思辩缺损和实践局限。你可以否定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和思维逻辑，但你不能够否定他背后存在着的庞大群体和意识形态。你可以不赞同一个人的社会主张和个性立场，但你也应该从他的言行思想中获得促使你前进的认识动力。

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能量并不是平等的，也不是平衡的，存在着兼容并蓄、此消彼长的动态格局。一些思潮或思潮中的部分思想具有着恒久的社会存在价值，一些思潮或思潮中的观点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璀璨流星、绿叶角色。

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汇聚激荡，各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理论思想能够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进行平等的交流，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实质性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能够立于世界之林的活力所在。

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相容、互驳、消长，虽然中外历朝历代各种经济政治制度中都存在，但长期稳定、繁荣发展、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潮培育基体，不取决于个人的权威，不取决于某一党派的认可，而是取决于自由环境和法制规范。

（四）

1.对房价快速上涨感到震惊的是政府和弱势社会群体

随着上世纪末最后几年东亚金融危机的脱困和我国全面取消福利分房，政府将房地产的发展视作走出经济阴霾和社会矛盾缓解的主要抓手，中国房地产业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获得了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基石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强劲上升趋势，另一个是中国城镇化。所有批评中国房地产充满泡沫的指责，所有进行中外房地产价格周期比较的人士，都没有看到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和价格上升的这两块基石。

2004年下半年，上海市商品住宅在巨大需求和财富效应双重作用下，大量投机性的购房需求和提前消费的改善性需求涌现。2005年春天以国务院明传电报为标志，反映出全国性的震惊和支持对房价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的干预。

政府认为这种经济现象的蔓延会给全局的稳定带来负面作用，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安全运行；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惊呼他们离购房渐行渐远；大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很受伤；知识精英当中的一批人勇敢的撑起社会道德的担架，为社会买不起房的人大声疾呼，写文章、出书、上电视、编剧本等，其中少批人士扩大矛盾，歪曲事实，编耸人听闻的故事，以弱势全体代表的形象示人；即便是一批已经买过房的人，即便是一些位达厅局级和省部级的干部，也向社会发嗲地表示“我也买不起房”；一批投资房地产本已成功的人，也跟着希望房价大跌一回，再来一把抄底；新闻媒体中的一线从业人员，多是三十岁上下，买房和还贷压力奇大，也自然一边倒的跟着做赚取眼球的忽悠。

其实中国房价快速上涨，一是因为原本我们的地价和房价都没有市场价格，基数太低；二是因为中国进入城镇化的高潮，需求太大；三是因为政府要靠房地产获得源源不断的土地和税赋收益，动力太强；四是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外贸收益强行结汇政策和央行的货币超发举措，货币太多；五是城镇职工的工资上升的太慢，又缺乏可以预期的透明增长机制，工资太低；六是各级政府丢失了保障房建设、分配、管理的基本职责，甚至盖的名称叫经济适用房，住的实际是公务员，保障太少。

现在这些基本的核心因素被撇在了一边，而着力去宣传开发商血管里没有道德血液，房地产产业是暴利产业，房地产市场充满泡沫和投机，这完全是推卸责任、转移视线、以偏概全，将假象当真相，将支流当主流。

2.多种社会思潮支撑房地产政策调控

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基本诉求分析梳理之后，可以发现大多数社会思潮是当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思想渊源和群众基础。

新权威主义思潮认为经济市场化应该先于政治民主化，当前不能全面推行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集权制和政治垄断。中国经济和政治转型必须在集权条件下完成。新权威主义社会思潮为了稳定社会和谐局面，可以忽视诸如教育、卫生、民族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可以不对垄断和腐败问题进行问责约谈，乐见房地产成为弱势群体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出气筒。中国房地产调控实际上是一场由上而下，标榜政治正确和道德公正，无顶层设计但有顶层权威推动的行政性运动。

老左派社会思潮反对改革，怀念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思想；主张从市场经济退回到计划经济，主张政府对老百姓实行免费医疗、免费基本教育、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居住保障；主张房地产业是一个民生产业，住宅是一个只能具有消费功能不能进行投资的产品；一家一户只能有一套商品住宅。他们把城镇房价问题作为攻击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把柄口实，要求回归计划体制、回归民生产业、回归政府产品，很自然的成为他们对房地产业发展的主要诉求。

新左派社会思潮弘扬社会公正和社会参与，批评资本主义，反对垄断和腐败；仇恨市场拜物教，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强调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就是党国的意志；认为中国的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使社会民众不能平等分享到国家资源，反而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主张用重税制约房地产投资和占有。在对待房地产的问题上，新老左派的诉求是一致的。

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反对开放，认为中国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外源性导入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私有化和弱化国有企业是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注射的一剂毒药；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是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要求限制境外和外国投资中国房地产业，要求限制境外和外籍人士购买中国商品房，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拉高了中国的房价。

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反对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官商勾结、产业垄断，其根源认为来自于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卑贱是卑贱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弱势群体的眼光和需求为真理；公平、正义的道德高于法律和程序，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主张极端平均主义，要求结果平等；不耐烦渐进改良，热衷于推到重来；他们当然要求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在公平正义旗帜下的平均分配。我买不起房，我住不上大房，也不能让你买多套房进行投资。对房地产投资一概认为是社会不良行为，呼吁政府予以遏制打击。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思潮的社会政策一贯是主张建立社会福利化的国家。在对待房地产业的问题上，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理解和支持房地产调控中的部分政策的。但他们尊重私有产权，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又使他们成为反对房地产政策调控的重要一翼。

3.房地产政策调控已经走入死胡同

毋庸置疑，我国房地产调控的起因来自于我国城镇房价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过快上涨的这一客观事实。房地产调控持续十年之久是因为调控过程充满着不理想、反复和博弈。

调控的目的是让房价过快上涨的幅度降下来，甚至要求价格绝对值也降下来；要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买得起房，租得起房，住得上房；要让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将过快上涨的房价降下来的调控政策，其拥护者和受益者应该是城镇中的中低收入者、没有买过房的市民。但实际结果却是：

房价一涨就调，一调就涨，越调越涨，原先上海、北京的房价上涨，现在中国大地任何城镇的房价都在上涨，弄得全国山河一片红；

老百姓和弱势群体因为首付提高、利率提高、税费和税率增加、贷款难、工资不涨或慢涨小涨和房价上涨等因素，越来越买不起房；

房地产市场萎靡，库存增加，企业转行，人员失业，同时拖累其它产业和宏观经济增长；

每一轮的组合拳调控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因为需要巩固以往政策调控的重要成果，而是上一轮调控失败的结果，需要用新一轮的组合政策来推动调控，避免调控下滑、倒退和新的失败。

按照穷人的经济思想，提出的调控政策，为什么富人跑掉了，或者受影响不大，反倒直接增加了穷人解决住房问题的难度。这一穷人拥戴的经济政策，最终结果打得依然是穷人本身，这是穷人的困惑。

调控的实际结果和调控的崇高目标实际上是反向的。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行政性和赌气性的政策调控愈演愈烈，调控不放松、不动摇的表态频率愈来愈高。

4.房价上涨直接获益者是广大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产权商品住房的拥有率已经高达90%。这一数据放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最高之列。也表明房价高涨，得益的已经是大多数城镇居民和家庭。

理论和实践上都表明中国城镇商品住房的投资者总体上没有吃过亏（2011年第4季度以来部分地方，出现了部分房地产项目买房人投资亏损的客观现实）。由于购买商品住房所形成的家庭财产性收入的提高，中国城镇大多数居民已经分享到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和实惠，已成为城镇老百姓支持改革开放的经济基础。就多数投资商品住房者而言，其财产价值收益已经高于其工资、奖金、养老、医疗等全部总和。最有效、最实惠、覆盖面最广的民生工程就是商品住宅。

中国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量、建设规模和销售规模早已占据着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过去20年是中国老百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改善居住条件又好又快的黄金二十年。这本来应该是执政党的重要政绩，而现在却成为中国城镇住房严重性或恶化的诟病。

中国的金融机构通过有折扣抵押的房地产开发和消费贷款，以及房地产担保和保险等业务，获得了风险度极低的而收益率最大的回报。中国金融机构正是在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和房地产开发、流通两个环节的税费，获得了巨量的区域发展基金，成为中国每一个城镇发生形态和功能巨变的经济基础。可持续地转让一定时限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和招商引资并列，成为中国城镇巨大变化的主要抓手、基本路径和重要经验。

5.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对原有改革的重大调整

房地产产业和市场的调控，是要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的。现在的调控政策的主要依据和出台时点，是房价过快上涨的客观现实和媒体舆论代表弱势群体的真实呼唤。其实，房地产产业政策更应该建立在城镇房地产的普查和产业规划的基础之上。遗憾的是现在两者都没有。

房地产产业和市场的调控，按照中国特色，自然需要上层推动和红头文件。但是它应该建立在历史经验总结、地方政府内心赞同和从业人员拥护的基础之上，形成一个良好的上下互动，多方共赢的局面。很可惜，十年调控之路，我们看到的是分歧越来越大且互信越来越少、争论越来越大共识越来越少的结果。

当年推行我国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主要是上下都痛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租金和无偿分房已经走入死胡同，根本无法解决新时期条件下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同时也给各级政府带来沉重的无法卸载的财力负担。因此，义无返顾的选择了走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也是成功的。但我们没有从改革不彻底的角度看问题，反而是得出了改革不成功需要重起炉灶的结论。

房价高，我们认为是开发企业的问题，而不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土地转让和管理税费。因此一味生硬要求企业降价，限制企业融资，实行土地增值税清算，规定房型套型面积，建立价格问责约谈机制，指令企业垫付或从事保障住房开发，直至把购房有效需求者赶出市场取消资格。

房价高，我们认为是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而不认为我们的各级政府没有很好的承担保障住房的基本职责。现在我们却又集中大量资源，寄希望于在短期内超量供应保障住房，缓解住房矛盾，甚至不惜让保障房的建设冲击商品住房市场，不惜承受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减速的压力。

现在我们提出了住房“双体系”的发展方针，但是我们刻意不去弄清楚究竟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双体系”还是一个“保障主导的双体系”，量化的目标覆盖率各自是多少。

现在我们提出了“住房价格合理回归”的目标要求，但是我们主动回避能够量化的评价指标，就是不给一个明确的市场预期。让调控任务的效果评价存在于少数人的心目之中。

我们批评“房价过高”，引出的是行政干预的“限价、限购、限售”；我们批评“土地财政”，引出的是寻找替代土地财政的新税种、新税率和新拆分；我们批评“无良企业”，引出的是整个产业生存环境的恶化和非良性转型；我们批评“地方政府”，引出的是问责约谈和因地制宜政策创新及微调的权力丧失。

市场化商品化的道路，允许多种所有制和多种渠道的资金进入房地产业，创新土地按用途分年限的市场招拍挂制度，建立房地产开发和消费融资金融体系，给地方更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控权限，对城镇居住和收入都困难的“双困户”实行政府财力的住房托底保障，推动房地产三级市场的联动发展，鼓励并保护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这些我国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成果，目前都受到严厉的拷问、修正、甚至是颠覆。

我国对房地产业和市场的政策调控，从2003年开始，高企于2005年，转变于2008年，从严于2010年。整个社会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控已从当初的“支持理解”，演变到“质疑博弈”，现在已进入到强烈要求“微调修正”的地步。可以想象，我国房地产政策调控下一步的走势是什么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