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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民间金融成为弃儿
2011-07-14 11:48:48厦门担保业危机重重。6月,厦门融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37亿坏帐爆发,与担保有关的漫长的金融食物链条陷入恐慌与崩溃的边缘。目前,有多家担保公司相继曝光高利贷问题,有银行副行长牵扯其中。
这只是目前中国金融生态链条的缩影,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高利贷如火如荼。高利贷的本质是资金市场化的过程,即加上资金风险高额溢价,由民间市场分配资金。
由于最活跃的金融走出银行,因此,目前平价贷款利率的高低已经无关紧要,贷款规模意义也不大。执着于数据,我们会为银行的自律与银监会的监管叫好。今年2季度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为1.93万亿,该比重为过去5年2季度新增贷款的平均水平,上半年新增贷款新增4.17万亿,占计划比重的50%左右,基本符合监管层调控要求。银行业利润上升、定价权增加、不良贷款率下降。
事实并非如此美妙,在严厉的监管下,最活跃的金融已经离开了金融监管的视线,或者监管者对体制外金融视而不见。金融脱媒现象愈演愈烈,根据瑞银统计,2011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10250款,同比增长增长103%,占2010年全年发行数量的87%,而募集规模也超过了去年全年。潜伏于海底的民间金融规模可能比社会融资总额更高。银监会着眼于银行,对银信合作十分重视,对影子银行如临大敌,却对民间金融视而不见。这显然不是客观、求真的态度。
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不监管不等于无风险。
从厦门融典担保公司的情况看,该公司以高出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数倍的回报率吸引民间资金,而后以高息对外放贷,赚取息差。垂涎于高额息差,银行业内部人士、公务员等纷纷成为资金掮客,这从吴英案所卷入的相关人士的身份可以一窥究竟。
放弃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使得民间金融在无序的状态中前行。以担保公司为例,担保公司是解决中国民间金融无抵押品、无信用贷款的重要中介。担保公司发展步伐极快,据银监会数据显示,去年银担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6894亿元,较上年增长69.9%。其中,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占融资性担保贷款总额的77.2%;为14.2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性担保,户数较上年增长58.3%。
如此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在监管方面却出现大问题。各地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由金融办、或者由经发局、或者由中小企业局、甚至由财政部门监管,多头管理的结果就等于没有管理,担保机构因此杂草丛生。
安邦咨询认为,担保公司赢利模式迫使他们走向高利贷之路,其主要收入来源——融资担保费费率目前折合年率一般在2.2%左右,扣除成本和代偿风险几无盈利,而监管部门对担保放大倍数却约束太死。虽然去年初银监会等七部委联合下发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的最高放大倍数是10倍,但实际操作中,一般只能放大3-5倍,银监会统计的2010年倍数仅仅只有2.1倍。而一般放大到3倍融资担保业务可以保本,放大到5倍才可以盈利。由此可见,合规经营下的担保公司只能勉强保本。于是,在利润诱惑面前,有些担保公司开始疏远担保业务,而热衷于高风险投资、高息借贷甚至非法集资。
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扛鼎作用,在温州、鄂尔多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间金融的支持。但民间金融却从未能正名,一代代的“金融投机倒把分子”倒下,使民间金融长期处于“小姑娘”主导的水平,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无法得到正规的、大规模的金融支持,民间金融长期游离于灰色地带,中国的民营企业很难成为国际一流的、健康的企业。
对厦门担保案可能会让某些人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正是由于放任民间金融才导致金融风险上升,正是由于银监会监管不力才导致高利贷盛行。这些看法显然背离了最基本的市场理论,内行人管内行人,银监会的监管可谓百发百中,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有银行业的朋友黄斌形象地告诉我,就是买酱油的一块钱绝不能用来买醋。严厉的监管无法堵截市场的风险,民间金融与高利贷的泛滥说明了一切。
承认民间金融,监管民间金融,制订民间金融规则,才能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迎来大发展阶段。否则,温州、乐清、东莞等地的工商业,民族工业之花将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