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郭美美事件导致社会失信成本总爆发

一个炫富的年轻女性，扯出幕后一大串公司和人物，掀起了社会狂澜——这一切缘于公众对社会公益机构薄如蝉翼、岌岌可危的信任度。

一个失信的社会，高昂的成本体现在所有的地方。比如，由于信用不彰，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得不主要依靠房地产抵押贷款，把银行与房地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由于失信普遍，当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时，人们往往抱以怀疑的态度，这使得决定市场定价的主要因素彻底混淆；由于社会信用不彰，导致稳定社会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当披露的证据让人无法信服时，多数时间得靠拳头来说服。

信用有溢价，失信必然折价。

中国乳业标准之争就是如此。当内部的乳业标准之争浮出水面时，人们看到了大企业在标准制订方面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权以尊重事实为名，裹挟着奶农与奶牛，向食品安全的底线发起了冲击。结果非常恶劣，中国乳业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普遍怀疑，中国牛奶成为劣质品的别名，国内所有的乳业企业包括诚信的乳业企业惨遭池鱼之殃。当消费者无法分清优质与劣质牛奶时，惟一的办法是给所有的国产奶折价，而让所有的国外牛奶获得溢价。这到底是尊重中国奶农利益，还是从根基上摧毁中国乳业前途呢？

郭美美事件是又一个典型标志，红十字会所有的澄清、声明都没有能够说服公众，让我们感谢伟大的信息社会，通过公众的调查与有关方面的推进，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全部真相，但庆幸的是，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

如果让公众自行探究出真相，而不是由机构在监管下让企业、组织主动公开真相，公开真相的过程就是机构支付成本的过程，有些成本永远是沉没成本，因为这些失信的组织不可能得到收益。整个社会将陷入互相勘查的无序状态。

因为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的信用再次遭受沉重打击，红十字会等机构表面上为民间组织，实际上按照行政运作管理的官僚体制，并且与官僚体制一样缺乏透明度。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此类质疑将层出不穷，并最终导致信用的彻底丧失，只有透明的信息与严谨的体制才能挽救危局，而不是一次又一次似是而非的辩解。

在质疑过程中，慈善者同样会有损耗，因为不能信任公益机构，善心人士不得不自己与被救助者对接，既失去了专业性又搭上了高成本。最终，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高到不可承受。

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从未中断，或者说，觊觎公益搭台、商业唱戏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觊觎红十字会的人大概不少。红十字会很不愿意承认商业的存在，但根据《财经》等杂志的报道，早在2000年，中国商业联合会(下称中商联)策划了在大中型零售企业安装“顾客紧急救护系统”项目，为实施该项目，同年11月15日，中商联向红总会递交《关于申请成立中国商业行业红十字会的报告》(中商会字［2000］24号)：“愿意遵守《红十字会法》和总会章程，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商业行业红十字会”。是年12月8日，红总会下发“红二字［2000］129号”文件，同意中商联的报告，批准正式成立“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而此后商业红十字会的一系列操作，充满了市场气息，这绝非红总会有关人士一句“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我们是一种指导性的关系，不管钱、不管人，它的主管部门是中国商业联合会，我们主要是在业务上对它进行指导”就能推托责任。

失信与不透明必然与利益集团相挂钩，红十字总会所失去的信用溢价，转化成商业收益，进入某些人的私囊。红十字会遭遇巨大信用损失，必然对今后的劝募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但某些人却会因此获得小利，这就是红十字会的公地悲剧，与个人喜剧之间的讽刺性结合。但郭美美炫富时，人们怀疑，她也是公共利益与公共财产的践踏者之一。

对郭美美事件的追究已经深入到了其男友，涉嫌骗取经济适用房，打着红十字名义的车体广告等一系列方面，但对于此事的深层追究并未终结：为什么慈善成本如此之高？为什么可怕的炫富能够肆无忌惮地挑战所有公众的常识和良知底线？为什么最宝贵的公益安全，会陷入公地悲剧中无法自拔？

目前需要的不仅是红十字会定期、详尽向募捐者公开帐目，同时需要让真正的专业、爱心人士成为慈善信用的培育者与主导者。

失信到食品安全危机，到神圣的公益组织遭到绑架，人们的愤怒可想而知。只有善良才能回报善良，才有公开才能回应质疑，只有机制才能杜绝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