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货币委员会的两位先生为何很悲观

两位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都在青岛某论坛上发出了自己的哀叹，一位是周其仁，一位是夏斌。他们提出的办法，我们与我们此前提出的有重合的部分，但更多的是分歧。

周其仁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汇率制度变成了中国的发钞制度，”央行不得不以基础货币来维持汇率稳定，于是通胀就无法避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而是要改制度。本质上是要通过财政解决，“把真金白银放进去”，而不要用基础货币。他还略带讽刺地说，解决方法之一是财政发行“稳定汇率债”，“尤其要让那些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人多买”。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思考：即扩出口和防通胀哪个应当放在优先的地位。可见，周其仁认为外汇占款是中国基础货币投放过多的原因，但他又反对人民币升值来解决通胀问题。

另外一位委员夏斌抛出一系列令人头疼的政策两难困境：对政府的调控能力信心不足，总是担心经济政策不仅无用，反而造成反效果：物价上涨时担忧通货膨胀，看到采购经理指数（PMI）下降又担心政策“超调”和“硬着陆”；2009年天量贷款期间呼吁货币政策稳健，银根一收紧又担心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呼吁解决地方债问题，但又怕严格整顿损及经济增速……他警告说，如果针对当前的问题，政府拿不出清晰的、能取信于市场的一整套对策，并切实执行，美国“末日博士”鲁比尼所警告的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出事之说，“存在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看了夏斌委员的几个解决办法，也看到这种纠结。其一是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这是因为由于目前货币存量巨大，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结构调整。其二是采取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财政体制改革。

事实上，夏斌的提议是矛盾的做法，紧缩货币政策与扩展财政政策，在当前的环境来说，几乎是水火不容的。因为没有信贷的扩展，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有利于调节经济结构，当然也无助于解决令他痛疼的物价与增长难题了。

无论是周其仁还是夏斌，在解决物价问题的时候，都想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事实上，积极的财政政策恰恰是中国有价格以来导致物价上涨的最直接的推手。因为无论是信贷政策占主导的时代，还是改革后货币政策占主导的时代，政府扩大支出，往往是通过信贷方式完成的。此前留给中国一大堆物价暴涨，以及银行坏账。此后虽然商业银行市场化之后，银行坏账问题算是解决了，但地方债务却在疯狂的增加，伴之而来的是，大量的钞票通过大量的贷款流出去。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当前的物价上涨问题。

还有一点也要注意，我们是反对人民币过度升值的。虽然外汇储备的增长扩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但这些并不是导致中国物价暴涨的根本原因。我们多次指出，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之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两难时代，即人民币升值到中国产业资本困难重重，而资产和资源市场一片火爆，实质上是一样的：过剩经济与过剩货币在结构上分配的不均等，导致这种两难的发生。

周其仁认为，政府不用真金白银买东西，违背市场经济的最一般准则，一定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扭曲和损失。正本清源之道，就是把央行的基础货币替换下来，让其他财政性资源上场。我们认为，无度印钞票确实先是违背市场规律，一定会给市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是，依靠财政资源的扩张，对中国的信贷政策扩张，却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而不是替代效应。

为什么最近的思路是上调准备金，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土地、财政、资源、银行都能自行“创造准货币”，所以，要提高杠杆，来防止他们创造更多的基础货币。问题在于，虽然是房价和资源价格上涨，创造了准货币，但归根在于，经济过剩周期下，资本保值的一种冲动所致。

无论如何，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放缓，我们也会面对更多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决策者，应当采取更务实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问道于书。特别是不能倾向于带有很强主观色彩美国主流经济学的那些办法，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理论，之所以时不时出来走秀，就是在炫耀威武之类的虚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