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抵御八分钱一斤的卷心菜

山东济南唐王镇39岁的菜农韩进，因为卷心菜只有8分钱一斤而走上绝路，一个农民的生命因为农作物价格过低而丧失。

韩进的悲剧是一个古老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农民还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缺乏定价权的传统弱势农业漩涡中无法自拔。政府为农民免除了农业税，数千年的农业税时代结束，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却未能终结，农民身陷传统、弱势的农业生存模式中不能自拔。

如今，类似于唐王镇的农民们还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养猪种菜、自卖自售，采摘时等经纪人上门收购。所有的这些都与明、清时代种桑养蚕的农户没有根本区别，那个时代的农户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产品的价格全部指望市场供应下降。

韩进悲剧的实质是，个体农户无法抵抗工业化时代的冲击，更无法独立应对市场的起落与纷繁复杂的信息，韩进无法面对6亩菜地亏损1万元的事实，更无法面对的是，一轮又一轮记无止境的价格循环。

从去年至今，通胀预期节节上升，粮食价格甚至受到人为打压，但围绕粮食的定价体系从未得到梳理。

农业处于产业链下游，在农产品从田头到商店的物流链条中，进城费、通路费、罚款、油价等价格大幅上升，与地头的价格相比，终端价格几乎要十倍以上。

一则网友的微博提示了中间成本之高：曾应邀到苏州长江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菜真很便宜，1盒螃蟹5对80元，在上海只能买1对；鸡毛菜2毛1斤，上海2元1斤，差10倍。为何？流通环节成本高，汽油费、过路费、租车费、摊位费、管理费、人工费、房租、损耗、等等。如何改善？应发展农副产品流通：消除批发垄断，改善市场管理，财税政策扶持，鼓励规模经营，提高效率。从批发到终端价格上涨十倍，从田头到超市，价格起码上涨十倍以上。

物流成本高不仅是中国农产品运输中的痼疾，更是中国所有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

流通领域百弊丛生，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中国各类产品物价的20%~40%属于物流成本，而美国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范围内。进入本世纪后十年，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

为什么中国企业热衷于出口，为什么国外超市中的中国制造比国内还要便宜？除了我国一度实行出口导向型的货币、税收等政策外，不可忽视的是，各个市场画地为牢、交通运输等部门公益丧失，重重税费迟迟无法厘清，国内分割的市场、高昂的中间成本与扭曲的定价机制，与国外高效的定价机制、低廉的物流成本相比，体制性劣势过于明显。产品运输到每个市场、每个城市、每家超市都得留下进市钱、进场钱，还有一路的买路钱，这种类似于剪径的强人手段居然成为惯例。内部的制度潜规则成为企业眼光向外的重要诱因，最终反映到价格受控制的农产品领域。

事实上，百年以前的中国就因为制度潜规则而发展出奇特的外向型经济。清同治、光绪年间，浙江南浔出现了一个因经营丝业而发家的豪富阶层——“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财产总额在6000万两至8000万两之间，与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相当。关键就在于中国根本没有稳定的市场，而从南浔到当时中国最活跃的商埠上海运价低、出口成本反而低于国内。丝商们进一步向物流、经纪、金融业拓展，最终形成不可小觑的商业势力。

政府一直试图抑制过高的物流成本。由于去年下半年开始菜篮子价格上和或，为了抑制农产品价格，有关方面开通绿色通道。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从十六个方面着手稳定物价。这些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保障化肥生产供应、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建立市场价格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等。《通知》提出绿色通道制度：从今年12月1日起，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

很可惜，这样的惠民之举并没有固化为长期的制度，而成为抑制通胀的临时举措，无法形成长期的明确预期。要降低物价，我国所需要做的是建立低成本而高效的物流网络，不仅仅在物联网、高铁领域实行技术变革，更要建立国内统一法治体系下的统一大市场，以杜绝各种隐性的封建行为。政府取信于民，统一取消各个城市的进城费，则是徙木市信的高明之举。

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是让农民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根本。

中国土地陷入急剧退化的恶性循环，为了收获更多的农产品，农民大量使用化肥，导致土地进一步板结，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化肥。要中止这样的恶性循环必须靠市场手段，培育可靠的绿色与有机品牌，使类似于韩进这样的农民通过种植高价的绿色蔬菜过上体面生活。

在需要政府质监等部门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的时候，相关部门再次缺位，中国的食品质量之低劣已经引发公共危机，政府不得不出面以严厉打击的方式重塑市场信心。而对于农民而言，低劣的农产品与食品大行其道，显示农民花力气培育土地、种植有机蔬菜将得不到市场溢价，农民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加大化肥使用量，导致土地进一步退化。大量使用的化肥是中国农产品的噩梦，所有的优质种籽在贫瘠板结的土地上无法进化。

农产品无论是猪肉、蔬菜、苹果等永远一年涝、一年旱的现象。有朋友曾经告知，猪肉价格有非常明确的循环，大面积的疫病发生后，从种猪到成猪就会进入一轮涨价周期，有人戏称为猪肉通胀周期。

在获取并分析信息方面，大多数农民是弱势一族，看到邻居种菜获利就种菜、养猪获利就养猪，显然并未进入工业化精细的生产阶段。市场潜藏的风险未及时告知农民，甚至一些专业人士都浑浑噩噩。进入春季以来，山东、河南、浙江等多个地区部分品种的蔬菜出现滞销。据农业部数据，3月26日-4月2日，卷心菜批发价同比下降38.4%，就在2月份，各方还在宣扬粮食蔬菜价格上升，给予农民错误的信息。政府信息部门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在印度，通过村村互联网解决了大部分的信息勾通难题，我国的村村通过于注重硬件，忽视了信息等软件建设。

事实是，不仅中国农民如此，其他国家的农民大多如此，依靠农产品脱贫十分困难，连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给予农民高额补贴，减少农民人口，甚至由金融机构为先锋抢夺大豆、玉米、小麦等重要产品定价权，以增加农业附加值。

我国给予农民的补贴因为人数众多而远远不够，实行工业化运作是重要一环。利益而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的从田头到超市的直通工程，至今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并非政府不努力，并非超市与农民没有需求，关键是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前提是“土地流转”，需要对农民进行土地补偿。但很多农户因为对补偿不满而不愿意流转土地，而投资商忌惮于农民的要求与复杂的利益渠道而不愿意轻易涉足，目前一些投资者宁可向政府要荒地也不愿意向农民要熟地。

摆脱数千年的小农悲剧，一是坚决地减少农民人数，二要给予农产品以补贴，三要推进农民按照自愿合作的方式实现农业合作协会，由农协出面争取农民的税费优惠政策，减少中间环节的成本。

最后，作为中国特色，农民需要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获得土地红利，或者以土地入股在年终统一分红，在这方面，成都等地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

韩进的悲剧，是工业社会与公民社会不发达的标志，是小农社会封建社会迟迟不愿退出舞台的凄怆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