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海啸，多灾多难下 我们怎么大写藏富于民？

藏富于民，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经济理论，是古代富民学说的延伸。藏富于民是现代东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是现代文明的终极价值观。也是一种民主及国家强盛的现像。

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封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主张藏富于民的一种经济思想。它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间，富民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不断出现，它所反映的阶级内容与时代意义，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

先秦，《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span>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儒家富民学说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墨家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道家倡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让人民自由牟取财富。法家以富国立论，但早期法家亦多重视富民。如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富国与富民兼重。西汉时贾谊综合富民与富国思想，提出国家与人民都需积贮的理论。

晋至隋唐，轻租税的要求十分突出。宋代，李觏以《周礼》为据，认为实行一夫百亩制,就能使人尽力,地尽利,从而国实民富,王安石力主打击大地主、富工、豪贾的兼并，维护中小地主及工商富裕阶层的利益。明清，为富民辩护的思想更为突出。

同样，在国外16、17世纪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折合人均1.6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折合人均0.6公斤银子 ，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至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这种国债而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

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不断强盛。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瑞士的富有世人皆知，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为世人所向往。在如此富有的国家中，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丁可卯稍有出入便会举债度日，当政府为社会或国家利益而力所不能及时，政府会与民间携手做好所有的事情。事实上，政府通过引导，以及有限的行政手段完全可以调动民间资金，而民间也极乐于参与政府主导开发的任何项目。

韩国曾经的亚洲飞速发展的四小龙之一，民间投资的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突飞猛进，数十年时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国民迅速地富裕起来，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各行各业如日中天。天有不测风云，危机来临，当亚洲金融危机降临头上时，大义的韩国国民纷纷响应政府号召，捐出外汇存款及金银细软以渡国家迅速从危机梦魇中摆脱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顺其自然地选择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保证了我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但接着进入了极左路线时期，国家政府统包一切，平均主义思想蔓延，“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政府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民众几乎全都成为了无产者。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彻底战胜必然带来新的问题，民众的创造活力被压抑，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和浪费，特别是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无能和腐败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因此应通过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发挥自由竞争的优势来解决——“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又起。

30年过去，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在国力强势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表现出来的还是“国富而民不富”。 资料显示，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国家财税收入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增幅，远高于民众收入增幅，这显然是不正常的。长久下去，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政府手中，经济增长的好处越来越由政府享受，国愈富，民众收入在不能保证同等增长的情况下，不公平感就会愈强。

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国富之根本目的还在于民富。国富而民穷从来不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金融危机影响所至，国际市场急剧萎缩，出口贸易严重受阻，多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猛然间倒下了一匹老马。拉动经济增长，由“三套车”变成二马并驰，复苏寄希望于投资与消费。投资方面，中央开出4万亿救市大单，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同时，千方百计刺激居民消费，如“家电下乡”，各地派发的消费券等等。

有鉴于此，十二五规划，我们怎么大写藏富于民？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这些年的税收以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加税不受立法制约，这种税负必须降低。减税让更多的钱留在民间，显然会创造更多财富。项目的投资回报是否赶得上4%左右的国债利率，显然是个大问号。在缺乏实质性权力制约、财政预算过程又不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因此，政府首先要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使企业家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政府财政得以充盈，这就是各国政府永远是为富人服务的本质所在。其次，政府要以二次分配的手段，培育中间层，充实中间层，扩大中间层。因为，只有中间层扩大了，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才能大幅提高并维持稳定。中间层不仅是消费的主体，也是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由于中间层消费量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增加服务产业人群，并引发水涨船高的增益效应。因此，中间层也是扶助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力量，是政府的一支看不见的扶贫之手。

还要借鉴国外藏富于民的做法，扶植和扩大社会的中间富裕层，完善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调节政策以及完税监管，同时增加一次分配工资比例，二次分配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例，发展全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既解决了收入悬殊问题，又解决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问题，同时也扶植了中间层的扩大。

因此，藏富于民利民利国。藏富于民可促进国家的实质性发展，可激发民间的致富心理和创业热情，可永葆国民的爱国热忱。藏富于民的现实意义在于实质性贯彻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消除贫困，增加国民消费支出的可持续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化经济滞涨，减少腐败，消除社会“嫉公霍财”心理和行为，同时减轻巨额储备的管理难度。 藏富于民的深远意义在于建立和谐社会，逐渐落实改革的终极目标，全民小康，共同富裕。 一句话，要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必须“藏富于民”，切不可干那种竭泽而渔，伤农害农的蠢事。

政府已经重视国内消费，并提出了在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相应措施。在全球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抛出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体现了中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藏富于民还应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所谓藏富于民，就是百姓手头有钱，愿意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如果总是国家税收几万亿百姓手里没钱，国家还不能叫发展奇迹。

今后，我们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创造自主品牌。分配体制改革藏富于民，学习“均富”策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保障广大民众收入稳步增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转向均衡共享和包容性增长。教育改革方面，要提高社会流动性，政府的投资应该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保证农民工下一代有平等教育机会，教育可以脱贫，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放松市场准入限制，加快社会建设，打造宽松流动环境。

须知，“富可敌国”不如“藏富于民”。中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大省已“富可敌国”，减税应当是藏富于民的第一步。国民收入由“国”向“民”转移自然要减税，其结果是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比如目前，国家正在想办法遏制房价上涨过快，这意味着政府已经承认，房价畸高影响居民其他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