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剂迷幻药导致经济空心化

中国目前存在两种幻觉，如同鬼魅般的令人痴迷，但却贻害无穷，一个是土地财政幻觉，一个是货币幻觉，这两剂迷幻药不仅会导致高房价，还会导致经济空心化。

日前，在政协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原南昌大学副校长邵鸿委员讲了一段经历。2010年，九三学社某省主委岳母家的房子在半夜被人拆了，主委去找该镇镇长理论时，镇长打110让警察来抓他。这位主委出示了政协委员的证件，才没有被抓。邵鸿说，该主委是英国回来的博士，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但这位学者对他说：“连死的心都有，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没地方说理去。”

牵扯到拆迁，为什么会让这些精英“有没地方说理去”，简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实际上，这是土地幻觉在起作用，地方政府痴迷于土地生财的美梦之中，自然会扫除一切“障碍”。这些年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很多地方不愿意搞实业了，副总理张德江寄语浙江企业家不要脱离实业，“我最为担心的是浙江民营企业家脱离实业去做其他的，去炒房炒股，去买卖珠宝黄金，如果那样的话浙江的实业就会出现空心化，到时候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和浙江民营经济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蒸发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政府的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模式是短平快的卖地生财，一种情况是扩大税基长期生财。两者权衡，征税所对应的征管制度更规范，要在现有的征管制度上提高税收，主要的途径在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以扩大税基，显然这是一条“慢”的收入渠道。而征收权所对应的征管制度远未完善，在现有基础上“以地生财”，不仅收入丰裕，而且是一条“快”的收入渠道。因此，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说，热衷于短期政绩的地方政府，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卖地生财，而不是发展实业来生财。

当拆迁成本和征地成本远远小于拍卖成本的时候，不难理解，为什么地方官热衷于赚这里面的差价。因为拆迁成本和征地成本，远远低于市场价值，形成一种超额的价值，利益使人疯狂起来。因为农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我们却以中间夹了一个行政关系，替代了市场关系，于是这种土地差额利润，就成为地方生财的有力工具。

更重要的是，土地财政的随意性更大。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当税是随意课征的时候，每一个纳税人都会被税吏的权力所左右，税吏会借端加重赋税，或者利用加重赋税的恐吓，来勒索赠物和贿赂。不确定的税，会让税吏变得专横和腐化，甚至原本不专横、也不腐化的税吏，也会变得专横和腐化。这些年来，出现了政府参与的强拆和强征行为，已经引起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因此，国家最近禁止强拆和强征。因此，当九三学社某省主委“秀才遇到兵”的时候，“有理说不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短期政府行为所致的。地方政府沉浸在短期土地生财幻觉里，沉浸在GDP高速发展而获得升迁的喜悦里，实际上，风险也在悄然逼近。

与之配合的另一个幻觉是货币幻觉。有学者统计这样一个事实：过去8年，中国的货币量从2002年底的18.5万亿涨到了2010年72万亿，涨了3倍，中国的高速工业化驱动着名义经济总量涨了2倍，土地和房产等像海绵一样吸食着溢出的货币量。

只有人们感到手中货币不断贬值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寻找保值甚至升值的投资，于是，巨量的货币供给，驱动了人们寻找烫手的纸币替代品，在中国人们找到了房地产。于是，当房市兴起之际，土地市场也兴盛起来，于是，土地财政的幻觉美梦，才能持续下去。土地抵押价值才会不断攀升，原来不动的土地，在纸币幻觉的驱动下，逐步成为聚宝盆和摇钱树。

关于这个幻觉，一位老外解释的比较经典，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RobertJ.Shiller认为，正是货币幻觉导致的错误逻辑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人们大都只记得几年前买房时的房价，却常常忘记了其他商品的价格，错误地认为房价比其他物价涨幅更大，从而夸大房地产的投资潜力。”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也存在忽视通胀效应的非理性因素，人们只关注房价涨了多少，没有关注其他物品涨了多少，正是这种扭曲夸大了土地和房地产的投资效益，进而引起更多的资金追逐地产和房产。

生活于幻觉的日子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尽快结束高地价高货币带来的财富和增值幻觉，或许是最重要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