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

此文回答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什么我如此看好中国经济却不敢对中国未来抱有过多的乐观？

一言以蔽之，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无关经济，有关经济体制。

中国的市场腹地够大，消费群体够多，前三十年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在25%左右，中国需要可以大幅度左右澳矿与澳元涨跌，中国央行的紧缩政策可以影响亚太股市涨跌，2009年开始三四线城市房价直线上升——可惜的是，所有这些无法构成足以构成足以让市场健康发展的中国模式，甚至，有没有中国模式都让人怀疑。

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并非中国特有。经济史家格龙申科通过对南欧与东欧的研究，指出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政府对于深度参与经济，更别说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社会。

政府主导市场在计划经济模式与市场初期的经济体中大范围存在，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因。同样由政府主导，中国经济在1949后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截然不同，前后三十年的不同之年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了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空间。

政府成为市场争利者，也即成为毫无争议的市场贵族。在房地产市场是一级市场的垄断者，在证券市场是政策与国资的主导者，通过数十万亿国资的逐渐释放，政府急速地将证券市场变成吸金管道。

政府中单独的个人、以及与权力关系密切者同样成为市场中的权贵，在资本镀金时代财富集聚度大幅度提高。根据WIND资讯不完全统计，2010年上市的340多只新股中，持股市值上亿元的个人股东高达824位，主要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相当于平均每只新股上市就有2.4位亿万富翁产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调查显示在股市上赚钱的股民不足20%，近70%的股民亏钱。这说明中国的证券市场没有给大多数投资者带来赚钱效应，一些圈钱的权贵企业上市让大多数人变得更加贫困。如双汇等公司停牌后连续涨停给埋伏在内的投资者带来了数亿元的财富效应。

权贵的财富效应通过风险投资、通过上市、通过并购重组、通过内幕交易、通过利用银行业金融杠杆在资本货币市场空手套白狼、甚至通过大规模合法占用社会资源获得。不出意外，2011年仍然是中国风险投资大年，但相关的规则却远远滞后于疯狂的市场。

一旦证券市场的迷人魅力散尽，就会暴露吸血机器的真实面目。如果中国证券市场无法回到资源配置与公平交易这个根本，将成为第二个被民意唾弃的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成为腐败重灾区。原河南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则拥有9套住房，建筑面积达1300平方米；原深圳南山区委书记虞德海拥有豪宅8套，建筑面积达940多平方米；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家被搜出房产证10余本；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因炒房20多套而得名“炒房区长”。一份流传久远的《多余安置房按暂定价销售给外部人员名单》，显示乐清钱云会事故调查组组长沈强拥有一套277.89平米的安置房，按照市场价估算，此套安置房可以为沈强带来900万的收益。

不能说政府不顾及低收入阶层。从2009年开始，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实施，计划在三年内新增投入8500亿，折合每年约2800多亿，加上2011年新增的1000亿，2011年用于医疗卫生和个人医保的总支出将达到4000亿。各地最低工资屡屡上调，从2011年1月1日起，北京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居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等六项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联动上调，调整金额均创历史最高，其中最低工资上调幅度最高，达20.8%，增至1160元。

权贵在绞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200元的最低工资上调比例与动辄数亿元的财产性收入两者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当腐败以令人瞠目的数字渗透到最低行政等级时，我们只能得出权贵绞杀市场的结论。

再强调多次也不为过，法国大革命爆发并非第三等级食不裏腹，而是因为市场的自由贸易以及相关的权利被权贵剥夺；中世纪的密西西比泡沫并非市场不利，而是法国权贵阶层在市场套现刮尽了所有的民财。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证明在人口众多的国家政府主导不可避免，新加坡模式是我们所能寻找到的最好模式，但我们有一万零一个理由论证，我们欠缺新加坡模式的核心，那就是对于国民相对公平的法律体制，以及尊重市场效率的资源分配方式。

为什么对中国经济未来仍抱有希望，是因为三十年的市场积淀以及正在进行的内需改革，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