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房价必须对官商勾结有效切割

房地产沦为腐败的重灾区，很多贪官都是因房地产倒下的，而经济适用房是重灾区的特大洪涝区。有人说，以前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前赴后继地倒下，现在，则是很多国土部门的干部接过了接力棒。

原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被“双规”，他帮亲属买低价房，牵涉京城地产业多人；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近700万元而被判了死缓，他接受房地产商的大量行贿；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的1亿多元中，主要也来自房地产商……

与这些问题官员相伴生的，是问题富豪。当黄光裕刚以430亿元的身价登上胡润富豪榜的榜首不久，这位“中国首富”就被警方拘查。近年来，中国“问题富豪”层出不穷，例如吴英、周正毅，以及被宣判的“上海社保案”涉案主要人物张荣坤，他们曾经在资本市场中长袖善舞、呼风唤雨，然而最终深陷牢狱，“大富贵、梦一场”。问题富豪们的出现，揭开了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道德的底线。

导致我国房地产成为腐败重灾区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土地主管部门是各级国土部门，但国土部门是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国土局长要受分管副市长的领导，分管副市长又要受市长和书记的领导。分管副市长、市长和书记如果绕过国土局长直接批地或者干预土地交易，国土部门是很难有效约束的，纪检、监察等部门在查处时也会遇到困难和阻力。因土地腐败而落马的高官，基本上都是分管土地、城建或者重大建设项目的副市长、区长。权力不受约束，自然导致腐败。

媒体不止一次爆出官员在房地产领域的“杰出”敛财手段，一些官员与开发商之间也投桃报李。官员发房地产横财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位时利用职权及人际关系，在土地出让、房屋销售审批等方面为开发商牟利；离任或下海后再到这家房地产公司谋取要职，收获先前播种的“收成”；有的干脆以亲属等名义直接获取一定的股份。二是利用职务之便，以亲属、朋友的名义，从开发商处打折购房，转手出售。折扣高低视权力大小而定，所谓亲属、朋友事实上就是代理人。三是替开发商“抬轿子”造势，“忽悠”消费者，自己拿取不菲的出场费。

房地产方面的腐败，经济适用房是一个典型。

经济适用房出现了几种诡异的现象：第一，开着宝马和奥迪，却去买经济适用房，而且，这种现象还不是一个地方，天南海北屡屡爆出如此雷人的事情，以至于茅于轼先生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对于廉租房他出了一个绝招，就是无厕所。

第二，经济适用房面积大，不但与适用不符，也很贵。2009年，新华时评爆出两个案例：安徽安庆市两个小区已建的经济适用房中，没有一套低于90平方米，面积最大的达205.69平方米；再是陕西西安珠江新城的经济适用房七成以上面积大于80平方米，均为精装修，还有180平方米的复式结构。请问，一般的老百姓谁能买得起这么大的经济适用房？

第三，经济适用房别墅化更是雷人。2009年6月，郑州出现了经济适用房建成别墅的情况，而记者赶赴郑州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遭到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副局长逯军的质问，立刻引起社会广泛不满，而且，还超越了经济的范围。郑州经济适用房用地建别墅群等多起事件已经显示，表面是无良开发商违规操作，利用国家的经济适用房优惠政策牟取暴利；其实背后是官商勾结、“红黑联手”，共同导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骗局。最耐人寻味的是东窗事发后，假公济私的内部黑手也大多安然无恙，开发商不过被罚几百万元，与巨额利润相比，这样的惩处根本就是“挠痒痒”。

第四，摇号的诡异引起公愤。2009年6月，位于武昌中心城区的余家头小区三期经济适用房电脑摇号结果出台，六个经济适用房资格证号码相连的申购户竟全部摇中。在5000多名申购者仅有124户能摇中的情况下，出现“六连号”的概率仅有千万亿分之一。官方后来公布的原因是此事系社会中介人员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利用经济适用房摇号进行舞弊，王频等五名涉案人员已被抓获归案。不久，2009年7月29日，湖北省老河口市第二期经济适用房摇号，又出现14户资格证编号相连。相关部门认定，摇号软件合格。当前在我国经济适用房配置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许多地方的经济适用房由公务员或者公务员的亲朋好友购买。

经适房这个本意是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的政策，却被贪腐攻陷了，主要表现有三点：一是官商权钱交易，商家得到高度优惠地价；二是商家暴利，商家变着法子建造高级商品房或在装修中改造为高级商品房；三是官民交易，许多不应该享受“经济适用房”的关系户，买进了廉价高级商品房。

造成“经适房”领域出现腐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供给不足导致僧多粥少，资源稀缺成为腐败孳生的土壤；二是审核制度不严，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三是一些地方一味“向钱看”，对不挣钱的“经适房”建设不积极，导致擅自改变“经适房”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