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民进城与义乌公务员下乡

农民进城与公务员下乡，都是为了收获土地溢价。

今年7月，媒体报道浙江义乌市200多名拥有农村户口的公务员，被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办理农转非、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许多农民朋友眼巴巴地希望获得农转非资格，人人艳羡的公务员居然主动下乡，这当然不是因为义乌公务员道德水准特别高，主要是义乌的土地溢价高到让公务员眼红的地步。

在浙江、苏南等地，城乡差别不大，市场经济发展自然形成城乡一体化，不存在对农民的身份歧视。相反，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却远远大于市民。据义乌市纪检委副书记胡爱芬介绍，如果本人户口在农村，旧村改造能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可以盖起4层半的房子，这中间有巨大收益：一方面，宅基地可以参与流转，当地市场价每平方米都超过2万元；另一方面，盖起的房子可以利用地处义乌小商品城附近的区位优势，开展物流运输、物业租赁等业务，每月可以获得比许多城市居民还要高的收入。没有农村户口，没有宅基地，数百万元可以兑现的财产性收入将不翼而飞。

不仅义乌，发达地区许多公务员都希望拥有公务员与农民的双重身份，既有参与制订政策的权利，也能获得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溢价。义乌上百名公务员不仅做了，还差点成功了。

与浙江相隔千里的重庆，则上演了农民进城的喜剧。7月28日，重庆召开全市户籍改革工作会议，宣布正式启动全市的户籍改革。按照《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今明两年，重庆将有338.8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到2020年，实现累计1000万农民将转户进城，约占现有农村人口的一半。

千万农民进城，魄力不小，任何经济问题，光有魄力是不够的，还得有转型的物质与制度基础。重庆要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的平稳转变，靠理想主义喊两句好，没用。

此次重庆改革的核心是盘活土地，具体表现为地票交易。在交易所购得地票者，就能够纳入自己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而农民与集体通过地票交易获得安置成本。

重庆地票的本质是，提前兑现土地收益，获得改革成本。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总裁董建国介绍说：如果是农民宅基地复垦的，农民可得到三项收益：农民的房屋及其构附着物按当地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按复垦区县100平方米乡镇房屋市场价的20%给予农民购房补助；复垦增加的耕地仍由该农户承包耕种。如果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地票”(比如乡村公用设施或乡镇企业废弃的建设用地)，则按照乡镇国有土地出让金标准给予所有权补偿，主要用于村民的社会保障；在“地票”收益中还将拨付给复垦区县一笔耕地保护基金或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基金。此外，“地票”落户区县还将获得约占“地票”交易总额10%左右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改善当地农村发展条件。看看，所有的成本支出来源于土地收益。

地票赢利的关键是土地性质转变之后溢价大幅上升。农田不值钱，江浙承包每亩仅几十元，一旦转为城镇建设用地，价格扶摇直上，可以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溢价。商人不傻，购买地票，就是希望重庆成为西部经济金融重镇，获得城镇建设用地的升值收益。不仅如此，通过地票抵押，商人还能够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对于农民而言，对土地溢价认识还不清晰，或者说，如果政府不把农地纳入城市化进程，农民手中的土地根本不可能增值。加之以往政府对征地款压价过低，如今略有提升，就能获得部分认可。

说句丧气话，如果重庆城市化进程不成功，土地溢价不高，所有的成本都将付之东流，而购买地票的商人与发放贷款的开发商将承担改革成本。

收获土地收益根本在于建立工业基础，千万农民进程，政府提供保障型住房，但农民要就业、要发展，要受培训，没有工业基础仍是无本之木，无实体经济支撑，高地价终归是泡沫。如果没有健全的产权、法律体系，要发展市场、吸引企业、建立重庆发展的百年基业，难。

义乌公务员下乡，是某些公务员试图投机取巧获得土地溢价，与农民抢食。重庆农民进城，是尝试在农民、政府、商人之间，重新建立土地分配体制。在中国现阶段，土地收益是最明显的收益，也是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的钥匙。

一切系于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