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含章与任志强谁在上 纲上线？

窦含章与任志强谁在上纲上线？ 

在我眼里，恐怕在很多人眼里，窦含章与任志强都不是处在一个层面上，当然不是指财富和影响力，而是指对房地产及与房地产关联的外部世界了解的深度与广度。窦含章与任志强在观点上不一致，敢于班们弄斧，利用媒体平台进行论争本属正常。而在评论中极尽“戴帽子、打棍子”之能事，就让人将他小瞧了几分，让人对他人格道德的打分低了许多。人们可以原谅年轻人的浮躁，但不可原谅心术不正，更讨厌用“文革”的行为方式。

这里将窦含章撰写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在于妥协——答任志强“为什么是房地产”》评论文章与任志强的《为什么是房地产》文章一并刊出。让大家自己看看谁在采用“非理性表达方式”？谁在“上纲上线”？谁的文章“逻辑混乱”？谁在不顾事实的瞎恭维？

窦含章《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在于妥协—答任志强“为什么是房地产”》

被称为“新国十条”的房地产新政推出满十天，新政的具体细则尚待落实，而有关新政的争论也仍在继续。本来，对重大公共政策有争论是好事。争论可以让真理越辩越明，让政策的优劣得到更充分的考虑和权衡，减小政策不周或出现失误的概率。但是，在多元化社会，如果争论的参与者搞不清楚争论和正方反方式辩论的区别，这种争论的意义和正面效果就可能大大降低，有时还会造成社会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撕裂社会。而任志强就是一个搞不清楚争论目标的人，他对“新国十条”的批评已经完全超出理性的范畴，成为刺耳的噪音。继所谓的“万言书”之后，任志强27日下午在他个人博客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是房地产”的文章，继续批评调控新政，继续延用“万言书”中全面否定的非理性表达方式，除了上纲上限之外，到处都是逻辑混乱的表述，这样的文章不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任何益处，只能混淆视听，挑拨对立情绪。在多元化社会，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致使任何公共政策都难以做到十全十美，让所有人都满意。因此，政策制定者只能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不断权衡，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政策。因此，有关公共政策的争论其最终目标应该是妥协，因为任何完全满足某一利益阶层的政策都可能不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只有各阶层利益都得到表达，并在表达后相互妥协，才能得出有利社会整体利益的结论。可是任志强完全把公共政策争论当成了正方反方式辩论，非要把对立面说得一无是处，完全不懂得谅解和退让，利用自己的舆论影响力对房地产新政进行不顾事实的全面攻击，挑拨对立情绪，这对于社会构建和谐、达成共识无益有害，必须予以批驳。在“为什么是房地产”一文中，任志强提出“中国小康的目标半途而废”、“用失去政权的危险、用经济的运行结果去赌博”、“饿死所有的投资者与投机者”等耸人听闻的极端言论，在“新国十条”实施细则尚未出台之时，任志强先生觉得用这些大帽子扣新政合适吗？还是你为了煽动反对新政的情绪故意使用如此夸张的语言？在这篇文章中，任志强除了引用了周其仁的观点和货币学派的一些理论外，其余的论述基本上是为批判而批判，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处甚多。现试举三例：一是提出“没有哪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保持高增长或正常的增长中房价是不增长的”。我承认，房价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但这种武断的论述既不符合事实，也抹杀违背了市场规律。次贷危机前，美国房价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掉头向下，可是直到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美国经济始终保持正增长，怎么能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保持高增长或正常的增长中房价是不增长的”呢？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价格根据供求等因素有涨有跌，在经济正常增长的情况下，有哪一种商品敢说价格只涨不跌？按照任志强的逻辑只要中国经济正常增长房价就应该涨下去，但到今年4月份，当北京的楼盘4、5万一平方米比比皆是，一些楼盘夜涨4000时，你还认为房价该继续涨下去吗？难道房价可以脱离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等指标，绵绵无绝期的涨上去吗？这种逻辑显然不成立。二是任志强提出房地产新政会“让那些希望进城落户的农民也被在户籍限制之外又加了许许多多的进城镇的限制条件。”在这里，任志强拿农民说事，似乎一屁股又坐到了农民利益一边，可是中国的农民中，有几个人能买得起现时重点城市的房子？而新政的核心目标是打击投机，又几时限制过农民进城？如果房价合理回归，恰恰有利于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实现安居梦，实现由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转变，恰恰有利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三是任志强一方面说新政将严重打击房地产市场进而拖累中国经济，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城市化进程无法阻挡，刚需旺盛，甚至中国城市化的需求远远大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这两种论述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调控新政能让房价理性回归，而中国又刚需旺盛，那么当房价理性回归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大量刚需涌出购买，成交重新活跃，价格就会稳定，又何来拖累中国经济一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投机太盛、人为炒高房价，将真正的“刚需”挡在了房地产市场门外，而新政的目标正是要打击投机，让房地产市场重回居住属性，满足真正的刚需。任志强的文章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房地产”？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房子是生活必需品，房地产市场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必须干预，保障社会稳定。建国初期，上海奸商大肆投机囤积居奇，致使当地米、布、棉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当时在陈云主持下，政府严厉打击投机，稳定了市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今天的“新国十条”与当年陈云打击上海投机一样，其实严厉的调控政策是让房地产市场乱象逼出来的。在房价不要命的飞涨之时，开发商可曾懂得自制，可曾不捂盘、不隔夜涨价、不制造恐慌氛围？在开发商大把大把搂着钞票之时，你们的心中可曾有过中国经济的安危、可曾有过农民能不能进城、普通百姓能不能买得起房？你们说的是没钱就别买房！想的是房价永远掉不下来！当然商人想的就是赚钱，没有责任考虑经济安危与其他人能不能买得起房，在这种时候，就只有政府出面调控。如果不是大量投机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如果不是房价上涨的速度有如儿戏，国家也不会下这么大决心出重拳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任志强曾说“房地产打下去GDP就掉下去了，GDP掉下去，温总理比开发商还急”。这句话并没有全错，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关系到上下游几十个行业的发展与就业，房地产成交下滑对中国整体经济必然将有影响，对这一点，总理肯定比任志强更清楚，但政府依然决定出重拳调控房地产市场，就是不让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就是要在房地产泡沫导致更严重金融风险前踩下急刹车，就是要让房地产市场的光谱滑向居住属性，满足更多老百姓改善住房的要求，平息沸腾的民意。 “新国十条”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而言是一场质变，是一次果断的刺泡行动。泡沫破灭会产生阵痛，特别是近些年地方财政、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依赖越来越强之时，调整可能会更加痛苦，但中国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咬紧牙挺过去。因为高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泡沫早晚有破的一天，早破比晚破好，损失更少、痛苦更小。当然“新国十条”如果要落实好，产生实效，还需要地方政府的认真贯彻，需要考虑地方财政的压力，银行的承受能力和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各种利益阶层的需求。新政可能会在短期内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它肯定有利于包括这部分人在内的长远的中国社会整体利益，各方应通过争论与博弈最终达成妥协，而不是选择对抗。

任志强《　为什么是房地产》

　　针对于可能出现的通胀，大约会有这样几种方法来控制与预防，一是紧缩货币（经济学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二是提高利率、加大货币使用成本，这与紧缩货币是同义但方式不同；三是提高币值，以减少通胀的输入可能；四是加大供给，用量的供给稀释货币的数量，用产能的过剩房价无法上升。

　　通常这几种货币的调整都会减少投资，防止过热产生，加大资金使用成本时都会减弱投资的冲动，而加大供给则是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角度抑制价格的变化。

　　但中国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的刺激政策让经济迅速恢复下，也出现了通胀的预期时，既没有用减少货币供给总量的办法让刺激政策适度退出，也没有在担心整体宏观经济特别是出口经济倍受冲击时，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没有没有提高利率时，单独率先提高利率。还在美国与世界各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中没敢让人民币合理升值，而是在房地产特殊土地稀缺下，严守十八亿亩红线又让增加供给成为了不可能。

　　于是在中国最能代表资产价格上涨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时，管理通胀就只有在其他合理的市场经济手段都无能力使用时，用非市场化单独歧视的差别政策对单一产业和消费市场给以最严厉的打击。

　　由于中国正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人口的特殊结构让家庭分裂速度进入加快期，中央至地方财政进入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器，城市与地区之间的竞争进入人口产业和财富掠夺的加速期，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和资源与人口输入的矛盾，让核心城市的房价出现了过快的上涨，也让社会与富起来的敬爱他在无可选择的选择中想城镇、城市、大城市、核心城市集中，以寻找就业、学习、发财、分享公共财政补贴的机会。尤其是医疗、教育、金融、文化、体育等优质资源都集中于特定的城市与环境中，让民众在分享上述资源中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也让居住权利转化为房产财富的竞争，让大量富起来的人在分层分次分级的打破户籍的条件限制向逐步升高的物质与精神消费追求中升级。当已享受了福利分房的老办法的老人与房改新办法中的新人在市场化过渡中产生了利益的冲突时，房价就成为了整个社会争议的特点。一部分人已拥有住房的家庭在希望于房产的升值中财富分享收益；另一部分人则对初始投入的不断提高，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面对市场化提出质疑，对房价的波动于上升不断的抗议，却无人敢对政府土地的收益表示不满。这样对市场化的怀疑就转向了对开发商的攻击，房价也就上升为政治问题、转化成为民生问题、演变成了政府对市场管制中的问责制。

　　于是叶檀用“房价进入下降通道就不必加息”来解释这种政策调整的回归，似乎房价的下降可以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可以替代货币总量的增加，可以减轻通胀的压力，可以延缓加息的矛盾，可以解决人民币升值。

　　但周其仁教授认为，货币总量的增加时中国经济面临所有问题的牛鼻子，而价格问题则只是抬牛腿的一种蹩脚行为。抬牛腿也许可以让牛走得慢一些，但却不一定会让牛走上正路，不管今天的价格是否在重压之下发生了变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也无法改变货币总量过渡增长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

　　中国政府不愿在境外国家的压力之下让人民币升值，但不等于人民币不应该升值。同样，房价在一片“反对声”中政府不愿接受这种上涨的压力，但不解决货币总量和增加供给，也不等于房价不会上涨。十年前在加工工艺与价量了没有任何变化之下的豆腐产品大约只有0.12元/斤，但今天变成了1.80元/斤或更多，这种例子无处不在，这种情况同样反映的是一种货币现象。

　　当中国为了硬抬房价这条牛腿时，不惜使用了个人纳税证明和保险证明的手段来对非城市户籍人口加以限制，却忘记了财富在消费过程中的纳税现象。没有工资收入纳税的证明不等于没有在当地消费的纳税行为，这无疑让那些希望进城落户的农民也被在户籍限制之外又加了许许多多的进城镇的限制条件。那么宪法中给与公民的居住权力和迁徙的权力又用什么来保护。异地工作但纳税与保险都在原籍交纳时，也无法购房而只能租房吗？大量的地产公司都有异地的开发行为，大都一个项目要5—7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用异地工作的住房补贴购买住房改善生活条件和安排老人共住本是最经济的一种生活方式，也会大大降低生活成本；各地的保险公司、银行也都有总部派驻异地的干部和管理人员的情况，却不得参与购房活动，这对经济增长和人才流动无疑也是一种限制，这种政策的后果将引发其他的一系列矛盾，也会让政府不得不抬了一条牛腿无法解决问题后，再去抬另外一条牛腿，并让这种怪圈不断重复出现。

　　问题在于房价如果进入下行通道之后的底线在哪里？是许多“专家”“学者”“评论员”们所说的下降70%、50%或是30%吗？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房价从23.5万美元/套下降为19万美元/套，大约下降了20%左右，个别城市与地区下降较多大约超过了35%，但许多城市则只下降了5—10%。中国2008—2009年初的下降比例全国而言大约也只下降了不到20%（2009年统计局的1.5%上涨，则在同比中减去下降部分是处理的，因为恢复性增长中要回归到原价基础上），与2007年的销售量相比下降也在20%多一点。

　　但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的房价和销售量的下降对经济的冲击，同样也知道2008-2009年初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和销量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那么这次下降的底线是什么呢？仍然是以中国经济的下滑为代价吗？要再来一次重新的救市吗？

　　媒体与社会可以不承认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支柱型产业地位，也可以恨不得让开发商退出市场，恨不得让房价下跌得更多，饿死所有的投资者与投机者。是的，这确实是让那些抱怨颇多的民粹们很解气的一件事，但解气之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既不会让更多已拥有房产、已用贷款购买了住房的民众更高兴，也不会让那些对房价过高而恨得咬牙切齿的一群自认为买不起住房的民众高兴。因为在中国经济的下滑与失业增加中，这些今天买不起住房并处于下层的人群会更加生活困难、不但买不起房也因失去了国家建立保障性住房的能力而住不上保障性住房。当股票下跌时，那些投资者会去购买这些廉价的股票吗？当2008—2009年初房价跌倒底点时，会有人涌入市场吗？那些“专家”“评论员”们不是仍然在期待房价的继续下跌而号召大家坚持不要买房吗？大多数人都是在担心房价的继续下跌，而仍然不敢入市。

　　非政府干预的正常经济运行条件下，没有哪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保持高增长或正常的增长中房价是不增长的。但却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不管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在处于下滑和严重下跌时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仍保持上升趋势的。连美国这种高城市化率、房地产处于稳定增长的国家都如此，更何况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中国。又有谁敢用这种方式去试试经济损失与人民财富损失的风险呢？

　　许多人认为可以用行政手段抬牛腿并且不受到经济的处罚和报复，但经济规律却常常不随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经济学家们可以为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去打赌，但国家的管理者却不可能用失去政权的危险、用经济的运行结果去赌博。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经济学家史蒂夫·基恩15日开始了从首都堪培拉到澳大利亚最高峰科斯阿斯科长达225公里的徒步行走，正是因为他与麦格理银行利率分析师打赌失败的承诺。

　　2008年9月金融危机之后，史蒂夫·基恩认为澳大利亚的房价会暴跌40%，然而2008年澳大利亚的房价仅下跌了5.5%，但随后在2009年的12个月内上扬了13%，墨尔本等城市上扬了20%，而澳大利亚约2%的人口增长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虽然这不是城市化而是移民政策的结果，但在中国城市化的需求则远远大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

　　虽然短期内行政命令式的干预会有效的限制了一部分城市化的速度，但却无法根本制止中国这种城市化的趋势，最终一定会形成类似澳大利亚的结果。

　　我不认为房价过快上涨是件好事，许多人认为我在吹嘘高房价的好处是为了开发商的利益，却不知道开发商的最大利益是长期稳定预期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商并不希望房价的暴涨，不希望每次都短期的面临不可预知的行政干预的调控措施。更希望将市场与保障分开，并且用市场化的利率及供给增加来调控房价，用减少货币的供给量来防止通胀的预期。因为任何行政的手段都无法改变需求的欲望，无法满足住房需求的释放，最终国家一定是要提高居民的居住生活质量的，而不是用强力压制这种欲望的升级。

　　难道中国小康的目标半途而废了吗？难道人均35平方米的小康标准被当前的困难吓倒退了吗？难道中国的居住条件和标准为服从于房价的上涨而永远不能提升了吗？难道中国的城市化在两会的报告刚宣布完的两个月内就要夭折吗？

　　房地产自2003年调控以来，一直是各种矛盾的焦点，一直是围绕中国经济增长、过热和防止通胀的核心。也许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基础正在于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的伪命题。现有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宅基地、农用地的流转于置换，阶级斗争的意识观念限制了非耕地变成别墅式建设用地的开发；粮食安全的战略观念让粮食生产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非贸易条件下；财税体制的僵化让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金饭碗；为防止腐败而垄断土地供给条件下的招拍挂给了地方政府发财的机会……所有这些制度与体制的改革滞后让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市场化的发展混成了一锅粥，不从战略上理清这些政治、民生、居住权利与财富的基本概念就会永远纠缠于战术与技术层次上的争论，每次的争论都以房价的再次高涨而告终，于是又开始了下一轮更重拳的打击，成了多次往返的签证规律了。

　　但愿这次的失败教训会让社会和管理层从中学到些什么，不要没完没了的在迷宫中抓迷藏，最后让自己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