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让社会没安全感

大款富二代开宝马穿名牌衣服招摇过市，小百姓为生存拼命加班还赚不起房租吃饭钱，这样的反差的确是社会稳定的大敌。

中国老百姓有两个最基本的难题：一是收入低，二是想扩大消费但消费不起。而整个经济相对称的难题是，分配严重失衡导致需要消费的人没有钱，而不需要花钱的人钱太多。因此，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内需的启动。如果内需不启动，而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还将会跟着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而沉浮，让人如坐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在2010年的官方表达中，“调整收入分配”一词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在各种场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会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在2010年的工作中，政协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此前，胡锦涛主席也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也先后提及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收入差距虽然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不同的人主观感受和容忍度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感觉是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收入非常不公平，比如有人爆料编制内的烟厂的年薪能够达到30多万，而编外职工年薪只能三四万；有的感觉是行业差距太大，据2009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有的是对特权不满，比如公务员好福利，买房都有福利，这被人称之为超国民待遇；有的对于国企高管拿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年薪很不满，2007年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6000多万元的年薪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呢？改革的过程中，掌控的存量资源不同，导致竞争的起点和能力也不同，机会和投资能力也不同，开始还差距不大，但一点点的积累之后，差距越来越大了。收入差距过大，根子还是出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和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节奏，也有的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不合理的体制造成的。

既然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成为事实，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难题才是王道。

第一，社保要加速，如果老百姓困于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难以有消费力来消费新商品，内需就难以扩大，经济也难以有质的飞跃。但是，社保的完善不等于是把中国一下子变成福利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是好，但生产效率就非常低下。如瑞典，福利很好，税负很重，工作与不工作差不多少。对中国来说，要防止平均主义倾向，吃大锅饭就是最沉重的历史教训。

第二，体制内外要基本做到同工同酬。要基本做到同工同酬并不是说要是一步到位，而是说基本上干同样的工作应当有差不多的报酬，内外有别要坚决清除。这个问题主要是集中在非完全市场的行业，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当加快体制改革，符合经济改革的节奏。

第三，除了可以列举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几个行业，垄断性行业应当进一步开放，通过市场竞争达到收入均衡的目的。垄断行业的暴利是老百姓非常不满的一个源头，我们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这种现实的。有资料显示，按18个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推算，以2007年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节省下来的1/3工资福利可以多容纳700万人就业。垄断是市场的天敌，是竞争的对手，也是不当得利的手段，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拔除垄断行业的藩篱。

第四，消除特权，加大反腐力度，打击不正当得利。权钱交易是中国人最痛恨但也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一个顽疾，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只要我们最大限度的翻耕权力寻租的土壤，让其暴露在阳光之下，这种权钱交易应当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控制；那些不正当的得利，应当通过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规范，通过法律来给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平台。

最后，温总理在与网友交谈时认为，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与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