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接受谎言

据中国经营报2012.8.6报道

谎言一被接受就是它诞生的时刻，如何被接受是关键。假定说谎都是出于利己目的，或者为了实际的利益恶意扭曲，或者为了心理的宽慰善意地欺骗（其实最终也是实现某种心理诉求），谎言被接受的前提都是信息的不对称。也就是说我们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对别人的话要凭理性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做判断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每个人都难免失误。只要有这种失误存在，说谎者就可能得逞，谎言就能有收益。

我们再假定有一个人人都说实话的世界，就像电影《谎言的诞生》里那样，人们会毫不避讳地说：刚才的屎拉得太痛快了；你要点什么菜？这个世界里的马克是一个纠结的中年编剧，他爱上了美丽的安娜。但在约会之初，安娜就直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约会，原因是你穷矮矬。马克确实处在窘境之中，他马上就要被解雇了——因为人人都说实话，所以老板早把想法告诉了他。而存款已经不够他交房租了，他只能从银行提取出仅剩的300块钱，租辆卡车栖身。

但是银行的系统正好出了问题，只能取钱不能查余额清户。马克脑袋里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他要做第一个说谎的人，于是他说他要取800块。这时候系统恢复正常，营业员说他的户头上显示只有300块。但是，既然马克说了取800块，那一定是银行系统出了问题。于是营业员直接拿出800块给了马克。

这是马克恶意的欺骗，当他面对弥留的母亲，他又说了善意的谎言。老太太虽然一辈子活得悲催，但是她更恐惧死亡。于是马克说人死后的世界宛若天界，亲朋故友欢聚一堂，在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中，老太太含笑离开人间。这时候医生和护士却疯了一样，因为他们坚信马克说的都是真的——这是一个知道死亡世界真相的人。于是马克成了一个沟通人间和天界的信使，神的化身，他也借此名利双收。只是面对安娜，他无法说服自己利用谎言占有她的身体。

《谎言的诞生》里的一句假话就能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在那个世界里，首先就没有对称的信息，对于自己不能亲身接触的世界，人们或者一无所知，或者只能依靠别人的描述。而“人人都说真话”又是一个大前提，所以人们根本无从或者说不必做出自己理性的判断。在这样的世界里，“脑袋突变”的马克很容易得逞。

而现实世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实中信息不可能是完全对称的，面对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我们都近乎本能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判断得出结论以便应对。那什么会影响甚至左右我们的判断，让我们轻信谎言？从众甚至是盲从肯定是重要的原因。这是长期养成的心理，特别是在集体主义的阴影之下，某种信仰被建立起来，人们听惯了一种声音，而且也只能听到这一种声音。此时信息不对称和理性判断的缺乏往往纠缠在了一起，为说谎者铺平了道路。

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里面，一对“情比金坚”的革命战友为完成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事业各尽其能。他们一个在地上反抗，一个在地下组织生产弹药。革命其实早就成功了，但是地上的人向地下的人撒谎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你仍需努力，生产的军火则被地上的人贩卖牟利。地下的人说同志你肥头大耳红光满面，同是革命差别怎么这么大？地上的人说你要甘做革命螺丝钉，苦了你一群，幸福全国人。地下的人一听顿时热血沸腾，什么苦不苦累不累，为了革命事业，你说啥就干啥！

在这种打了乌托邦鸡血的状态下，信息仿佛已经是多余，理智很容易被煽动打败。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名义当然宏大，但再美丽的勾画，落脚点都应该是个体的幸福生活。打碎个人的幸福去成全一个大同世界的想法很可怕。牺牲小我的实际行动看上去是挺高尚的选择，但任何牺牲小我以成全集体的鼓动都值得警惕，因为那要说服人做出牺牲，谎言最容易借此滋生。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该掌握的信息都掌握了，个人也能做出理性的判断，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却有力量强制一个人去说谎。比如波兰电影《审问》，说的是在波兰的“大清洗”运动中，歌手托尼亚被有关部门秘密逮捕，后者要她承认她和一个官员有染，而且要证明这个人危害国家安全与稳定。托尼亚确实和那个人有私情，但是她不觉得也没有证据指证那个人犯了上纲上线的罪：“没有事情承认为什么要虚构，为什么他们要错误的供词？”托尼亚是被卷入了政治斗争旋涡，那些人要她说谎从而消灭对手。而且后者信誓旦旦地说了：我可以从街上拉任何一个人进来，让他们承认我想让他们承认的任何事。说白了就是他们可以强制人撒谎。这是典型的极权社会中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个人的自由得不到制度性的保护，你想不违心说谎有时候都很难，更糟糕的是人们还不得不接受。

谎言是个社会问题，系统性说谎的社会是可怕的。抵抗谎言，每个人都应该足够理智，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拒绝预设立场先入为主；同时信息应该尽量对称，有能力掌握信息的公共部门有义务披露真实信息；当然最根本的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得到制度性的保护，不能说逮捕就逮捕，这样你才有能力去监督公权力，甚至倒逼它改革。而当改革行不通的时候，革命便如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