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孔飞力

2012-07-04 14:34:45

据经济观察报2012.7.2报道

当温文儒雅，一头银发的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拄着拐杖打开贝德福德小镇附近一座老年公寓的大门时，我有种不真实的混沌感：我见到孔飞力了！？

不久前《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文版再版，让我有了采访孔飞力的理由。于是，立即写邮件毛遂自荐，希望能在一周后采访他。我对孔飞力的所有认识都来自早年在复旦大学旁庆云书店淘到的那本《叫魂》。

接下来的一周，我一边等待回信，一边重读《叫魂》以及相关资料写采访提纲，并请国内两位历史系老师帮忙完善提纲。但迟迟没有收到孔飞力的任何回复。我甚至试图联系孔飞力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但他的Email似乎也已失效。

不久，朋友的朋友转来回复：“孔飞力最近身体很不好。而且去年他搬去老年公寓居住，很少出来。”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看1977年9月19日，孔飞力的老师、史华慈教授给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 (Henry　Rosovsky)写的一封推荐信：

“如果以我个人的倾向来界定孔飞力教授，我认为他的研究是精当的，因为虽则如此，他的研究领域决不是狭窄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就奠定其在19世纪中国地方政治和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先驱地位，目前他又企图把研究领域拓展到20世纪。正巧研究生们对当前许多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大规模全球性的一般性泛泛而谈深为不满，他们渴望研究区域的、地方的、乡村的历史。当然我极力推荐孔飞力还不仅仅是基于他的研究领域比较‘时髦’，更是由于他的作品显示出他的惊人的博学，一种对于理论和比较方法的深切的关注，以及优秀的智力精确性。通过某种非同寻常的方法，孔飞力将历史学这种方式与对人类意识生活和知识分子历史运动的深层关注结合起来……孔飞力教授目前正指导着一项研究中国20世纪地方政治史的计划。孔飞力的学生都爱戴他，他在芝加哥大学表现出了特别出色的教学和行政管理的才能。我坚信孔飞力教授必将卓越地保持哈佛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领先地位。”

这封信编号为“ACC#14133，BOX16”，至今保留在哈佛档案馆。也正是因为这封推荐信，1978年秋，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15年之久的45岁的孔飞力重新回到了哈佛大学。这一次，他接替老师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历史教授。也正是在这一年，孔飞力加入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年～1911年)的撰写。1980年～1986年，孔飞力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他就是费正清的接班人。比孔飞力小一岁但早5年入费正清、史华慈门下的师兄保罗·柯文，在其1984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对孔飞力的评价几乎与他们的老师史华慈一样。在他看来，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几乎体现了当时美国史学新思潮新取向的所有特点：“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与费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国学研究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不同，以孔飞力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也正是在1984年，51岁的孔飞力再次来北京时，发现了乾隆时期“叫魂”案的资料。1990年《叫魂》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即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我一方面继续请朋友帮忙找孔飞力的学生或朋友；另一方面，我径直去哈佛打听孔飞力的其他联系方式。同时，我发邮件给曾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的国内朋友，是否有可能帮忙联系孔飞力……各种寻找的结果只增添了孔飞力的神秘。

半个月后，我再次向朋友发出求助邮件。当天晚上，我收到国内朋友转发的回复，信里说：“孔飞力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每次来波士顿，我都是通过邮件联系，然后在办公室与他见面。实际上，我并没有他的电话。”我再三对照这位教授给我的孔飞力的邮件地址，对照最初朋友给我的、我自己在哈佛历史系网页上查到的、在历史系问到的邮件地址……结果，全一样！对孔飞力回信漫无目的的等待让人绝望，我只得继续翻看故纸堆，期望能找到其他的线索。

幸好，孔飞力既非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也非那种“出口成章”的“公共知识分子”。近50年的学术生涯只写了4本书，《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和《叫魂》已出简体中文字版。还有一本是2002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小书，是其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时的四篇讲义的结集。书的扉页上写着“纪念本杰明·史华慈”。最后一本则是2009年出版的《他者的中国人：现代社会移民》，这是他1990年代中期后对海外华人移民研究的文集。

在涵盖了1000多种学术期刊、超过100万图像、书信以及其他资源的学术资料库JSTOR中，输入关键词“Philip　Kuhn”，检索结果是71个条目，其中4篇为学术文章，分别发表于1967年、1977年、1984年、1995年，依次为《太平叛乱时期的团练地方防御系统》(《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区域研究与原则》(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公报)、《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哈佛亚洲研究》)。此外，一篇是他纪念1999年11月去世的史华慈教授的文章，20篇为他撰写的评论，30篇是其他人撰写的关于“Philip　Kuhn”的评论，其余16条与“Philip　Kuhn”没有太大关系，只是文章中提及这个名字。在《纽约书评》网站内搜索时，只有1991年5月魏斐德的一篇为《叫魂》所写的书评“古老中国的巫术”(That　Old　Chinese　Black　Magic)。除了3个百科上的简单介绍外，我还找到的是1989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则孔飞力母亲的讣告。从这条讣告我得知，孔飞力的母亲原来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1920年代《纽约客》杂志和《现代历史》杂志的编辑。1931年，她与孔飞力的父亲结婚，他的父亲当时是《纽约时报》伦敦站的总编辑。1933年9月9日，孔飞力生于伦敦。

资料中的孔飞力越发丰满，现实中的孔飞力越发遥远。

又过了半个月，朋友转来另一位教授的迟迟回信。这位教授最近正忙着从波士顿搬家去加州。他说自己“至少有一年没有见到孔飞力”，而且他也“曾联系过孔飞力，但没能联系上”。稍感安慰的是他有孔飞力最后一位博士生的邮件地址。再写信询问博士，很快收到他的回复，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我依然不甘心，决定再次去哈佛校园碰碰运气。这次，历史系二楼办公室一位和蔼的女士耐心听完了我的讲述，然后拿出校园黄页，打了两个电话，对我说：“我建议你给他写信，我给你他的办公室地址。”说完，在一张便笺纸上给我写了几个字。当天下午，我拿着小纸条在哈佛校园里转了两大圈，却没有找到孔飞力的办公室。

6月2日，我一边看着资料，一边给孔飞力写信，将自己的寻访过程以及采访目的诉说了一番。6月3日星期天，在教堂做完礼拜后，我央哈佛大学另一位朋友做向导，与我一同寻找。

几天后，我再次请哈佛的朋友做向导。这次，我们沿着校园主干道Kirkland一路找寻，一条隐蔽的小路出现在眼前。原来孔飞力办公室所在的东亚系在私人住宅区内。从外面看，它是一栋民居。明知在这里能联系上孔飞力的希望渺小，但我依然欣喜。第二天一早，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给孔飞力写邮件。

距离最初的寻找，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奇迹总是在意想不到时出现。第二天下午，突然发现邮箱中有一封回复，显示发信人为“Kuhn”。邮件中，孔飞力解释，自己这段时间一直病着，无法看邮件，也无法出门。他对《叫魂》的再版一无所知，但表示现在随时可以接受采访。同时给了我他的地址。目前孔飞力住在距离波士顿15英里(24公里)的贝德福德小镇。邮件中，孔飞力向我保证，“即便你已经回中国，我保证我们也能把采访完成。”这句话让我觉得一个月的辛苦找寻已经得到了所有回报！

给孔飞力回信约下采访时间。一周后，我见到了真实的他。

采访在孔飞力的小公寓里进行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已近耄耋之年的孔飞力虽然说话缓慢，思维却非常清楚活跃，且幽默风趣、直爽痛快。对当下政治时事，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时事异常关心。公寓里散落的书，也多与其历史研究和中国有关，在其客厅的小书架上，还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在客厅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精美的巴斯海峡地图，“那是塔斯马尼亚岛，漂亮吗？”孔飞力问。边上则是一幅澳洲中国农场的画像。1990年代中期之后，孔飞力的学术兴趣转向海外华人移民，而这正显示了他晚年的学术兴趣。作为一位美国知识分子，他对美国的批评异常激烈,　时不时“damn　it”一下，甚至一次动用了“bull-shit”。对中国的态度，一如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态度，认为始终需要尊重中国独特的传统，虽然一些问题确实让人义愤。在小客厅的正前方，挂着一个大玻璃框，里面夹着的是2008年11月5日的《纽约时报》的头版，那一天，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封面报道正是《奥巴马：扫除种族障碍的决定性胜利》(OBAMA:　racial　barrier　falls　in　decisive　victory),配有奥巴马一家四口的照片。采访结束之时，我问孔飞力：“为什么挂这张报纸在这儿？”孔飞力笑答：“我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