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限购令推广不看广告看疗效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虽然8月20日的“大限”已过，但是，新限购令“靴子”何时落地仍难预料。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都不愿意甚至很抵触执行“限购令”。

这在一些人看来莫名其妙，但实事求是地说，地方抵制限购政策，更符合逻辑，政策决策者应当提前想到应对的办法。

很多人认为土地财政是导致地方政府暗中抵制的限购令的原因，确实如此，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大体是1.4万亿元，2010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2.9万亿元，这些数据可能还都是表面的，真实的数据显然都很难摸清楚。人们将原因归咎于体制问题，体制永远不是笨蛋或做坏事的借口，也不是一只令人讨厌的狗，谁都可以踢上一脚。地方依靠土地财政生存发展，因此改变考核机制是必然的事情。以GDP增速论英雄的年代已经过去，不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城市对之似乎更为高兴，因为标准的改变使得他们永远都能是第一。如果还以老标准衡量，他们很可能就被西部省区超越。所以，改变规则是必然的事情了，正如中国GDP还没有排第二的时候，西方诸国都在宣扬这种排名，一旦中国一个一个超过了他们，要么不提这事，要么翻脸宣扬以GDP论资排辈的害处，俨然忘掉他们当前领先我们的那种得意。因此，改变排名规则，会让一些城市天然地当第一，这种嫌疑是摆脱不掉的。

我们以前说过，政策不可能将所有的地方都限购，那就退回到行政干预的时代。货币超发引发出来的洪流，不在这里爆发，就在那里爆出，压是压不住的。再坚固的岩石，也经不住如此猛烈的热气腾腾的岩浆冲击。

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三四线城市从去年开始，就开始飙涨了。

当前的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是资本推动和成本推动。所谓资本推动型，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和地价，主要是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资本挤出效应和超额货币供给的结果，所谓成本推动型，主要是指房价上涨来自于资本成本的增加和土地税费成本的增加。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前期集中精力发展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导致这些城市的成本不断上升，各种弊端显现。长期资金饥渴的三四线城市，迎来资金充沛的时代，因而迅速崛起，这也是客观情况。中国必须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实质上是要发展小城市，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或者，资金转移到三四线城市，也是一种需要。但是，正是这种客观的需要与地方需要相结合，一股火热潮流势不可挡，初尝卖地甜头的一些地方政府，岂能就此罢休。

一旦让这些地方吃到甜头并且上了瘾，想让他们戒掉土地财政的瘾是很难的。况且，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今年财政收入减少已经成为定局，但是，任务却是结结实实的提升上来，他们还要面临着众多的保障房建设的任务。昔日欠债发展的模式，也遭遇到银根收紧的瓶颈，因此，今年地方政府注定要成为备受煎熬的一年。不仅如此，土地出让金还要有一定的比例，分给教育方面，粥少僧多的局面，正在形成。而且，地方债务数额巨大，很多也要依靠土地收入来还债。所以，地方暗地里抵制限购的推广，或者表面支持限购令，但却有对策来化解掉限购令的效力。

更重要的是，不要奢望限购令能够打垮高房价和高地价，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楼价和地价下降了，还是基于货币供应的控制和房屋供应量的增加。原因在于，热衷于玩存量概念，不去认真搞增量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

限价限购限贷，楼市调控“限字令”全面升级。各种会议再多，都不如老老实实地做点实事，这文件那文件，还不如老老实实帮百姓解决点实际困难。热衷于假大空的承诺，让人失望更大。关于限购令这些事，雷声再大，吹得再响，最终检验标准还是房价和地价降下来，不说太多，能够降低到暴涨前的水平，都已经谢天谢地了。

“限购令”效果怎么样？用一句俗话来总结：不看广告看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