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公开三公经费不是恩赐而是义务

在超过限期将近一个月之后，截止截至7月26日，已有83个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及公务接待费），还有12个部门尚未公开。

挤牙膏式的公开过程，显示了公开过程的艰辛，突破部门利益壁垒极其不易，更体现出到目前为止，对于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公开财政体制缺乏透明而公开的体制，更缺乏有效的约束。

目前公开的三公经费帐目较粗陋，只有2010年的决算与2011年的预算，极为简略，人们获知的有效信息不多，最多包括哪个部门在三公经费整体压缩0.4%的基础上比去年有所上升，哪个部门公布较早，哪个部门出国经费最多等等，公车消费屡禁不止等等，占据这两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0%以上。

要从上述信息中得出科学而准确的结论几乎不可能，一些“清水衙门”的经费与实权部门的经费不具备可比性，只有把部门具有控制权的下属公司的成本收益结合起来看，只有列出具体的消费次数、购买车辆的台数，才能看出端倪。

对于不公开或者拖延不公开的部门缺乏有效的惩戒手段，是一些部门虚与委蛇的主要原因。

去年以来，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公开三公经费被提上议事日程。今年7月25至26日，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扩大了公开的范围，指出落实好部门预决算公开的主体责任，鼓励部门进一步细化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内容。问题在于，如果这些部门不报，或者瞒报，有什么处置措施？没有。

财政部某些滞后于形势的规定为不愿公布者提供了最好的挡箭牌。吴君亮先生诸人致力于推进公开财政体制建设，今年两会期间，上书国务院，建议移开目前的公共财政体制中的绊脚石——财政部于2010年3月1日颁布了财预[2010]3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目前的《指导意见》对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在某些方面十分不利。

首先，对于建设公共财政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对于纳税人的知情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指导意见》的第三条（二）款规定，“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预算信息，可以不予提供。”这一规定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知情权。个人有权申请预算信息不是因为他有“特殊需要”，而是因为他具有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一般需要”，他是纳税人，公共预算与每一个公民的生产、生活都密切相关，他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怎能以没有“特殊需要”为由否定其知情权呢？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就以保密为名拒绝向纳税人公开财政信息。1997年国家保密局会同财政部等一些部门，出台了《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该规定指出：财政年度预、决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历年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人员知悉，不得向社会公开。在2009年广州市财政局公开全部预算后，当时的上海市财政局答复要求公开的要求时表示，上海市2009年度本级部门预算属“国家机密”，不能公开。

2010年4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一针见血，指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财政的管理者明白，如果预算彻底公开，他们谋求单位和个人利益的空间也会缩小，所以就以保密为借口来推延公共预算改革。所以，预算公开改革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决心问题，是敢不敢公开的问题”。

没有预算公开，就没有纳税人参与共建的公民社会，就没有税收法治原则，更不可能有对于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管，其实质是把公众排除在治理之外，恢复官管民的传统非善治社会。

在《指导意见》中，财政部有推诿责任之嫌。

根据《指导意见》的第二条（一）款，明确预算公开主体为“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既然已有本级政府所属各部门的预算，财政部门为何不可以将这些部门预算统一、集中地对公众公开？由财政部门公开本级政府部门预算既符合政府效率的原则，公众了解和监督也方便。

最后，公开的下限使信息过于粗陋。在《指导意见》的第二条（二）款中，“三要细化，一般预算收支预算表和一般预算收支决算表的收支项目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收入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基本编列到款级科目”，这一规定的下限，使公众根本无法通过公开信息了解到实际内容。财政部门能够了解到的信息，对于公众而言，就是天大的秘密，为什么对公众如此不信任？

即便存在种种不如人意之外，我们依然要为三公经费的公开鼓掌，为科技部在4月的率先公开、为审计署的精确数据、为商务部的及时解释鼓掌，并且把眼光投向迟迟未能公开的部门——他们敢于抗命，不畏人言，是权力过大，还是过于害怕，不敢拿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