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宏观调控政策已经矫枉过正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现，自己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发现，他们正在面临钱荒和成本上升的夹击。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两难没有缓解，反而矫枉过正的风险又突出起来。

上一轮货币紧缩政策最后一次上调准备金发生在2008年的6月，随后世界经济形势剧变，雷曼兄弟倒闭，金融危机爆发，货币政策一百八十度大逆转，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五次调金和调息。2011年6月，同样也是上调一次准备金。很多人预期这并不是货币政策紧缩的终点，还会有加息政策鱼贯而出。

事实上，如今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不比2008年奥运前的经济环境好到什么地方，而且当时只是公司危机，如今是主权国家债务危机，比如说欧洲债务危机持续燃烧。伦敦经济学家表示，欧债危机演变成欧洲版雷曼事件的几率不断升高。此前，标准普尔信评大砍希腊信评，由原本的B降级至CCC，将希腊的信评打入全球最低评级。在信用债务时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债务信用的丧失所致。如今，债务危机引爆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并非戏言。

美国政府快要破产了，消息称，美国国债或将成为美联储实行宽松政策的新工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均警告称，如果8月2日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未能调高债务上限，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事实上，长期性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的情景，就反应了美国经济并不乐观，所以，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横空出世并非虚言。这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本来实体经济就过剩，消费力相对不足，但是，作为万物成本的资源和能源品，却一路高歌，给全球经济又带来了新的价格危机。

就我国国内经济而言，虽然我们远离上一轮金融危机的地震震中，但是，美国释放的流动性，也使得我们压力重重。比如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物价上涨、资产价格上涨、成本上涨的问题，还有土地市场的萧条导致的地方政府窘境，信贷紧缩导致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高利贷肆虐成灾的问题，如此等等。

仅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风险：一个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引发土地市场的萧条，很可能使得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放大，从而导致财政吃紧。我们很关注这一块，原因在于，地方财政吃紧，很容易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地方经济和企业生存环境可能因此恶化。另一个例子是，虽然我们没有过多的运用加息的办法，解决局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上调准备金同样导致资金匮乏，实际使用利率上升，民间高利贷最高100万，一年后要还178万元，这样的高的资金使用成本，实际上都要转嫁到价格体系之中。央视最近也在多次关注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的中小企业倒闭潮，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央视调查的重点，当然这些地方也是全国经济的风标和晴雨表。在我们的调查和研究中，也发现，这些地方的企业，很多都已经关门闭户。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2008年那种不开工是死开工死的更快的局面，正在迅速蔓延。

经济放缓可能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爆发，特别是中小企业本来就是农民工和一些白领的就业主要渠道，如果这些企业大量倒闭，就影响了很多抵抗风险能力有限的群体的利益，从而形成震源。

更重要的是，当前很多政策可能在实施效果上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说保障房建设的扩大与信贷政策的紧缩，这可能导致资金来源匮乏的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出让金下滑的情况下，具体的开工建设情况更令人忧心忡忡。

所以，最近很多学者，认为当前的政策有超调的嫌疑。中国有句古话曰：过犹不及。我们在2008年政策调控中，就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如今政策超调导致的后果，同样应该引起管理层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