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中小企业呼吁高层改变滞后政策

　　现在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一方面要受到原材料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受到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特别是在实际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贷款越来越难，很多企业因为贷款或者融资受阻，或深受高利贷的盘剥而纷纷破产，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因为利润被削弱，已经没法活下去。

　　一位朋友指出，综合各人身边的情况，到今天为止：大概有15%的工厂不愁没生意，25%的工厂正常开工，40%的工厂半开工，15%停工等待，5%关门大吉！

　　记得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中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瞬间倒闭。然而当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工商联耗时2个多月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6个省进行系统调研。结果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海啸时更为艰难。大量企业停工、半停工局面将造成失业大潮的不断涌现。

　　我们不知道，当前的信贷政策出了什么问题，明明知道当前的实际困难，却不停地紧缩货币政策，银行无钱可贷，储蓄户也因负利率使他们的财富不断活化。于是，要求要消除负利率的呼声浮出水面。

　　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应该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变中国目前“负利率”的现状，并暗示今年还有75个基点的加息空间。他认为，今年通胀平均大概是4%，而根据一年的存款利率是3.25%，那么这样就有75个基点的缺口，应该通过货币政策来缩小这一缺口。问题在于，我们的商业银行存贷差利润居于全球之巅，为何不能削减存贷差来消除负利率呢？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商业银行放贷的冲动，也能避免储蓄户因为负利率而将财富活化，去投机以便保值。这比加息以压垮一批又一批的中小企业要强得多。

　　最近一次上调准备金，可能是货币政策紧缩到“顶”最后一次行动。希望我们的外汇储备，继续减持美国国债，要使得自己的财富，逐步现实化和重组化。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目前月均需借入1250亿美元贷款。截至5月12日，其公共债务规模距离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仅有380亿美元之遥。鉴于美国国会目前仍就提高债务上限而争吵不休，美国联邦政府已直面债务违约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必须升值，才能反映经济实际的情况，中国才能实施真正有利于自己的货币政策。巨额的外汇占款，成为当前货币当局超发货币的根基，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外部的因素，真正的因素还是在于，我们没有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工具，很多工具我们用的时候，不看实际情况，只看表面的数据。以至于出台了很多相反的政策，比如说2008年的紧缩货币政策，比如说使得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政策，很多老外只要把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就能赚钱，根本就不用投资。这些政策，导致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困境，中国很多地方在发烧：央企无度圈钱无度贷款在发烧，地方赤字投资在发烧，部门利益阻塞市场经济乱收税费在发烧。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并不笨，而且还很聪明，为什么我们在近代落后了，原因很简单，很多体制阻塞了我们创造财富的激情。三十年，正是那些体制内的人（他们在内耗，耗费着国家的财富）看不起的“土八路们”改变了中国现实，大量的中小企业内崛起，成就了中国神话。但问题是，现在中小企业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变幻不定的政策、堵塞物流的罚单经济和买路钱，滥收税费供官僚享乐，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侵蚀，特别是高利贷对于实体经济的蚕食……这些让我们的企业家压力空前地大，老板没有钱赚，可想而知员工哪来的钱赚，无论是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

　　在当前升值和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我们希望能够局部地改变一些政策，来缓解我们的民族动力遇阻的绝境。

　　首先，我们的银行应深刻反省传统的抵押信贷文化，改变“当铺银行”的现象，改变以体积看人以身份看人的陋习。其次，中小企业应当提高自身的透明度，以创造利润的实质来吸引投资。第三，建立立体式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打通对接民间资本与企业的“金融管道”。第四，尽快制定《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产业投资基金法》等法律，使得中小企业融资合法化，不能一直非法下去，这也不合法治和市场的基本要求。最后，还是呼吁我们的政策应当实事求是，应当有前瞻性和远见，不能被一时的现象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