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为何难以改变自己命运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人生下来就是就有穷人与富人之分，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经济上的突变，从一个被西方人看似经济上很穷的大国，有望成为未来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益突出。

日前，人民日报发文称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文章称目前一定程度上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章呼吁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事实上，穷人难以改变命运，四个因素起到主要的阻碍作用。

第一，因户籍制度造成的享受社会福利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户籍制度早就变成了身份机制，就成为社会分层的关键原因。农民工就是在这一变异的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们既不被制度内承认，也在乡村没有出路，逐步成为游走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人和两面人。他们改变这种身份的努力，常常遭到冷遇和阻力。旧有的体制变革落后不堪，已经跟不上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在人为的分野中，制造人际之间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自由交换，如果在这个舞台上，人为地制造优劣人群，保护一群人而侵害另一群人，结果必然引起社会的巨大鸿沟。

为什么户籍改革蜗牛前进，其阻力主要来自于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分配。将户籍从社会福利中剥离出来，还原其相对公平的本质，应当成为户籍改革的方向。当升学、就业、医保和社保都与户籍挂钩，实质上是在长期维持社会的不公，促成社会阶层的分裂。一部分人靠着这些福利制度，轻易获得巨大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却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伤，最终导致两大阶层的决裂，加速社会离心力。因为社会福利，本身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不是为哪个地区或者哪个阶层服务的。一部分享受着福利，而负担和责任都分摊在群体居民身上，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会认为，这样做实在是有失公允。只有废除不公正的户口与各种公共利益挂钩的制度，才能弥补社会日渐扩大的裂痕。

第二，市场经济形式下，确实藏着一些身份制度的潜规则。由于资源占有不同，特权阶层享受着巨大福利资源，而中下层平民却为子女教育、生病、养老而忧心忡忡。由于资源占有能力的不同，导致在市场形式下财富的差别很大，这是一个不争的实施。权力寻租和各种精英阶层，利用各种千丝万缕或多或少的身份资源，攫取巨额财富的事情，随处可见。西方对于正当的富人普遍存在敬意，因为他们在自己富裕的同时，也给别人带来了财富。而在中国，一部分富人的富裕，却是以别人损失获得的，这是老百姓最痛恨的。由于资源占有的差异和身份的不同，构成了一部分富人发财之路，而勤劳和承担风险致富的人，也因此受到牵连。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仇富的势力，他们埋怨市场导致了腐败和贫富差距。但是，这些在市场没有出现之前，更为夸张，只不过没有用货币计价而已。

举例来说，在前市场经济时代，权力和身份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根本标志，不是导致社会经济停滞，就是导致社会政治的专制主义盛行。结果在权力面前，人对人就像狼一样，连皇帝都难保性命。

第三，由于关系资源不同，在工作机会和致富发财机会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在中国，自古以来，关系都是最核心的资源，也是一个人社会能力的最重要的工具。现在大学生们戏称，找工作成了拼爹的游戏，嫁一个好老公要比找对工作好。曾经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如丧考妣。关系成就一批人，也组织了另一批人，最终导致权力世袭和近亲繁衍，导致社会上下流动机制的堵塞。

关系如同一张网，网外的人拼命往体制内钻。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焦虑，促使社会的裂变。为何那么多人挤着要考公务员，很多人都是冲着“合法性伤害别人权力”去的。身披着一张关系的皮，不仅能够获得巨大利益，还能让“葫芦僧判葫芦案”。

第四，权利得不得保障，而权力和资本联手“做空”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借助合法性伤害的外衣，官员和一些特权阶层，往往打着明规则的名义，干着损人利己的事情，合法性的程序往往成为他们的外衣。合法性规则成了他们手中的泥菩萨，用着的时候跪拜烧香，用不到的时候就是一滩烂泥。法律的模糊规定，成为他们寻租的工具。

每个自然人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未来的命运，但前提是社会要有良知感与公正感。只有限制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才能遏制资本和权力做空权利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