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物价暴涨的货币基础还不够

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治理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控制货币的流动性。我想补充一点，对于物价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说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实际上，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驱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上涨。

在我们看来，所谓货币驱动型物价上涨，主要是超额货币的供应，导致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形成了游资和热钱。所谓成本推动上涨，主要是由于上游产品上涨，透支了成品商品利润空间。这些主要是由于我国的信贷政策畸形造成的，一方大量的民间资本需求大量的信贷资金和融资，却告天无门（现在好一些了），另一方面，靠身份和垄断获得巨额信贷，形成高利贷资本和游资，处处推高物价；一方面制造品严重过剩，一方面是资产价格和原材料劳动力价格飙升；一方面是处于过剩周期需要宽货币，一方面房价暴涨需要紧信贷；这些两难的根源在于，当前处于过剩周期，所谓的资产价格火爆，在一定程度是由于政府大量印钞驱动的，是由于大量的资本在实业中没有出路推动的。

如果不消除我国物价上涨的货币驱动基础和成本推动基础，大搞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上调准备金和加息，无疑是垄断资本一个更大波段可做，无疑是让过剩的制造业雪上加霜，无疑是继续迫使资本哗变为游资。

最近，高层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我国庞大外汇储备，多印不少货币，形成了超额货币供给。央行货币委员会一位委员研究指出，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如1997至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至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此前，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今年1月就曾撰文指出，央行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对冲操作，但市场流动性仍非常充裕，引发通胀预期。自2003年4月开始发行央行票据算起，大规模对冲操作已持续八年，截至2010年9月末，对冲率(即存款准备金余额＋央行票据余额/外汇占款余额)约为80%。

其实，外汇储备并不是我国高能货币投放的基本原因。在我看来，当货币之所以被超发，还是由于改革的成本使然。实际上，在此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多，但是，我国却发生多次高物价通胀。原因在于，货币幻觉比财政税收更能够促进居民增加财富的干劲，但是，如果长期运用于此，或者失控，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之所以搞上市场经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利用人们的货币幻觉，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也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却是要比官僚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来得更便捷和容易。

当然，现在西方国家想通过促使中国物价上涨，迫使人民币升值。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正是又有人民币的升值，才导致基础货币大幅度投放，才导致大量的信贷资金和产业资本形成虚拟炒作资本。那些通过升值来解决国内通胀的，只会给国家带来更严峻的滞涨之中。既解决不了物价上涨问题，又可能促使实业经济更加过剩。

一位研究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是主要由外生性（M0）货币供给变化所主导的；而本次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则主要是由内生性（M1和M2）货币供给主导的。这种判断，我们认为有一定道理，不过，本次货币超额供应主导因素，具有全方位的因素。

实际上，从2005年伴随加息和上调准备金，带来的是人民币的升值，这些都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最明显的阶段是2007年，不仅是房市暴涨，股市也在暴涨。这诱发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我认为是高利贷资本的现代变种）大规模的转移，形成了财富第三次再分配的效应。

另外，由于随着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印钞数量也会随之增加，在身份企业圈钱和掠夺利润的前提下，在政府支出不断增加的驱动下，在升值和加息增加了实业资本的使用成本的打击下，才驱动了最近几轮物价上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货币主义的失误，导致了日本的衰退和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我们当前货币政策两难的根本原因。仅仅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还不够，还要消除物价上涨的实体因素和信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