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话、上海话和法语的没落

记得去年有广东的政协委员提议要取消广东话电台节目，同时联想到现在许多上海生活和就学的孩子（包括父母都是上海本地人的）已经不会讲上海话了。

   那看了一下报道你有什么联想呢？

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12月31日报道“法语的没落”。2008年夏季，我们在巴黎看中了一座公寓。但获得贷款非常困难。法国的银行要求我们证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有能力还款。我们出示了一些股票。它们嗤之以鼻：股票可能下跌。后来有家银行让我去见一位心脏病专家。那位专家对我进行了彻底检查，我问他发现什么问题没，这时候他正一言不发地引我出门，嘴里嘟囔了一句：“没问题。”他不是为我工作，他为银行工作——银行想知道我能否活得够长，可以还清25年的贷款。

当时所有这一切都令我觉得它们谨慎到了可笑的程度，是法国恐惧现代金融的一个例证。但在我们贷款获批之后一个月左右，便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股票暴跌，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但法国没有。法国不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因此现在也没有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事后看来，我的体检证明，在当今的重大事件上，法国人的做法通常非常正确。遗憾的是，法国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法语不再是主要语种，外国人对法国的兴趣也仅限于度假加美食，这些都让世界失去了一个纠正糟糕想法的绝佳机会。

人们过去常说，每个文明人都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他自己的国家，另一个是法国。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全世界都说法语；只有少数国际精英才说法语——事实上，会说法语是精英的一个标志——但这些精英统治着世界。多年前，我在纽约访问过已故政治理论家托尼•朱特(Tony Judt)，他是当时仅存的几位精通法语的非法籍知名人士之一。朱特告诉我，直到肯尼迪(Kennedy)政府时期前后，美国主要政策制定者还都会说法语、了解法国。如果是他们，应该还能听懂聪明的法国人在说些什么。

今天的全球精英就听不懂了。朱特自己的职业生涯便是对法国影响力日益衰退的一个概括：他从法国历史学家转为多面手的政治理论家。法语不再是国际语言。去年，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翻译的文件中，法语文件的比例首次低于10%。

与外国人的看法正相反，大多数法国人承认在与英语的对抗中落败。法国政府决心不让法国成为一个露天博物馆——不像他们可以点名道姓的某个邻国。因此许多法国人（包括蹒跚学步的幼童）目前正以TGV高速列车的速度学习英语。

这是因为法国人知道，如果用自己的语言，他们说的任何事情都得不到重视。如果法国现在开创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国外没有人会注意。这是一个耻辱，每当我拿起法语报纸或在巴黎参加辩论时，都会意识到这一点。这里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说他们交流时只用斯大林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术语的谣言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过时。不过，在大多数外国人看来，他们的思考方式的确往往不大一样：总的来说，法国人不那么依赖数据，而是更多地依赖基于基本原理的推论。我曾参加过一场讨论全球化问题的会议，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会上这样赞扬一位同胞：“我从你的康德(Kant)理论中听出了一些卢梭(Rousseau)的理论。”茶歇时，一位荷兰经济学家抱怨道：“我就在想，‘谁关心卢梭说什么，我要的是事实。’”但正如另一些法国思想家阐释的那样，事实不过是构念。

有时法国的想法也能被听到，但它们就好像有噪音的电台广播，往往遭到歪曲。2003年，法国政府表示，入侵伊拉克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这让其它国家普遍认为，法国人支持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因为他们憎恨犹太人。我问朱特，怎么可能出现这种荒诞的理论。他解释称，大多数美国人对法国历史的了解仅限于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 涉及一位犹太裔法国军官的冤案——译者注)、战时维希政权(Vichy regime)和大屠杀。

实际上，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主要是因为有别于他国精英的历史经历让法国政府更加明智。尤其是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记忆犹新——他们曾花费数年试图征服那里的阿拉伯民族，最终却落得施虐者的骂名。2003年时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就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然而，法国的分析没有在海外引起关注。外国人只是嘲笑这些“吃奶酪的投降派杂耍猴”。

今年秋季，法国工人抗议延长退休年龄。外国评论员嘲讽称，他们是在反抗现代性。实际上，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法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国家。他们不愿失去某些东西，但外国人听不见他们的观点。

法国的观点并非次次正确，但令人意外的是，它通常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外国媒体对于法国的报道往往带有目的性。起推动作用的想法是，法国人必然会变得和我们一样：他们最终将必须更努力工作，复制我们的经济理念，并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支持美国和英国。

这将是一种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