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民富与政府富裕的选择

民富，国强；民众普遍富庶，才能提振内需，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2011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深化年，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改革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投资与出口的兴奋剂逐渐减量，改革进入剧痛期，贫富差距导致的民怨与市场效率低下导致的通胀，将越来越严重。

疯狂的北京抢车潮给2010年划上句号。这个突兀的句号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多年的快速发展与资源的强行集聚，让这座城市的交通接近于瘫痪。既有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人们却不愿意放弃以往的道路，在限车之前的几天里，北京车市一天的成交量相当于半年的成交量，原因很简单，资源过度集聚没有被打散，人口集聚效应就不可能改变，在限车令之前抢购到手的人，可以省去几万块钱的成本，只要首都继续拥有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从车辆、道路到房产，所有的资源相比而言将越来越匮乏。

到一线城市寻找机会，在一线城市降低生活成本，这是所有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但个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整体的非理性，因为整体框架、制度设计是非理性的。

上述案例正是中国经济的象征：既有模式撞到南墙不得不回头，资源分配体制没有改革使大众不愿意回头，而制度恶化加剧对行政权力与青天文化的路径依赖。北京限车令只是资源无度集聚下行政权力再次扩张的一个小小案例。

表面上看，中国花团锦簇，经济多年在高位运行，从2004年到2007年GDP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光鲜数据背后是发展质量恶化，直接表现就是资金使用效率越来越低，无效GDP、耗散的GDP越来越多，贫富差距大到天怒人怨的地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原有的投资与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无法持续，中国不得不改革，2010年是改革起始年。

2010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变革将在2011年得到延续。

人民币国际化速度越来越快，2010年6月人民币重启弹性汇率机制，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所谓可控、渐进，大致可以预测人民币升值幅度在3%到5%，过于明确的预期，将吸引全球的对冲基金在人民币资产上寻求无风险收益。2010年以后连续多年，人民币本身都会成为全球资金的追逐目标。

内需拉动经济起步不易，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暂时无法改变，民间实体投资热情没有从制度上点燃。

从2009年前三季度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GDP”≥100%的有一个省份，≥90%的有两个省份，≥80%的有5个省份，≥70%的有10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高到吓人的程度，各地的投资兴趣居高不下。2010年12月，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1年中央的预算投资为3840亿元，比2010年减少100亿元左右，对“十二五”期间投资的态度是“审慎开工”。各个省市汇总的投资增速远远高于发改委的规划，湖北省甚至提出12万亿的发展规划，中西部地区与二三线城市将进入疯狂的投资阶段，由此导致地方隐性负债越来越严重。房地产的投资远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资本与货币市场的表现依然大起大落。证券市场总市值、上市公司大规模增加，但股指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融资压力下很难有出色表现。中小板、创业板面临十字路口，中国的诚实的民营企业从中获益不多，反而成为权贵们的另一个淘金地，股市除了是赌场之外，权贵一夜暴富之地的特色越来越明显，中国的证券市场需要从打击内幕交易开始，再次进行刮骨疗毒。

就房地产而言，坏消息是价格短期内仍会上升，2010年土地价格创出新高，意味着房地产在未来一两年泡沫难消；好消息是保障房成为中国房地产的灭火器。按照温家宝总理在央广与听众交流时的数据，2010年我国将开工的保障性住房大约为580万套，已建成370万套，明年政府将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包括公租房、廉租房和棚户区改造。如果能够在两年内完成并且公平分配，意味着未来两年将有5000万左右的低收入人群住进保障型住房。

民众不富、民间资金无处可去，在与垄断企业的碰撞中败下阵来。民间市场萎缩，垄断与资本时代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阶层在包括个税改革、房产税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游说，使得中国的税收、福利制度改革不能解决现有的分配失衡问题，反而成为通胀的同义语，每年获得上千元保障的低收入阶层，有可能支付更大的代价，每天提着菜篮子发愁，提振内需成为一句空话。

如果中国改革依然无法在民富、民资使用方面取得突破，中国此轮改革会成为洋务运动悲剧的重演。框架的倾斜造成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衡，放弃GDP吧，没有成本的财富增长注定会成为乌托邦。尊重个人权力、义务、尊严与责任的国家，才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