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不当院长 挺好

张维迎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以前是因为刺激的言论，此次再被关注，是因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更叠，张维迎下，蔡鸿滨上。

张氏此次卸任似有被迫嫌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教师对记者表示，“现在的院长选任，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都很重要。维迎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可能得罪的人多一些。他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这大概是他无法继任的原因。”看来，张维迎的市场理论与民意基础存在问题。

张维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坏事。

一个踏实治学的名教授好过十个无聊的半教授半官员的蝙蝠教授。张维迎从此可以沿着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与教育部门改革官员的身份中动辄得咎。既然是持市场主见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首先要做的是从自己开始，把教育与行政分开，现在，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他总算实践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张维迎教授颇有名士风范，肆口无忌，名言颇多——“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对市场的追逐达到刺激众生的地步。

一个教授大胆宣传自己的观点，无可厚非，只要这种宣传不突破公序良俗与普适价值的底线，但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内的官员，上述言论则让人消化不良。

张维迎的话有可能被媒体放大曲解，但他某些市场原旨主义的观点既背弃了市场内含的公平原则，也背弃了自己的出生。不能想像，中低收入阶层会支持他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主张。对垄断与国企的批评让他离开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对于市场公平与民生的漠视，则让他失去了民众的拥戴，他只剩下一批民营企业家的拥趸，还不是民营企业家的全部。

除了肆言无忌之外，让人难忘的是张维迎在北大推动的癸未改革。

从北大癸未改革开始，我们看到了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人士对于建立竞争性流动教师体制的追求，具体举措包括，“摒弃进入北大就得到终身制铁饭碗”，“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所有这些举措是为了打破铁饭碗、打破学术圈内部的师徒递承制，内部人繁殖不利于学术发展。

在发达的市场国家的常态措施，即便减了针砭的份量，即使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也难以实施。结果是北大鸡飞狗跳，笔者亲耳听到北大两大年轻教师在饭桌上大骂张维迎，认为张维迎不了解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与年轻教师的苦难，关起门来改革，闭关造车。

事实上，张维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他无法改革教育体制，相反，还必须依赖教育体制。

张维迎的教育改革没有触及行政体制，没有任何人士对行政人员的举措，理由是　“一、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二、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三、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大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教师队伍的素质”，但教育的痼疾在行政治校，改革的成本由教师承担，声东击西的改革既无法获得民意支持，也无法让教育改革走上正轨。这样的改革理念也许与官员是受损最大群体之类的言论一脉相承，却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勇气、正义与手段。

张维迎注定无法成为蔡元培，可悲的是他既没有蔡元培的空间，更没有蔡元培的海纳百川的心胸。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曾表示，“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不是聘任制，也不是淘汰制，而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北大改革，以及此后其他学校推出的全员聘用制，都强调教师的工作效率，却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诚哉，斯言。没有独立的教育品格，而让教师成为拉磨之驴，这就是张维迎的局限。

以张维迎之智，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张维迎选择的改革突破口是他认为较易攻破的关隘，事实相反，没有根本的改革，局部的改革不可能成功，表面的成功也会走样。

张维迎的改革与言论，让人联想到中国近百年改革的艰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改革者需要的主要不是耸动的言论，而是对于国情的准确把握，对于民生的同情，以及基于同情基础上的获得大众与改革力量支持的稳妥的改革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