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会带来恶性通胀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规模推进。从7月1日开始，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省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除了深圳之外，其余各省都是在20%以上，其中海南一类地区的工资增幅是31.7%，位列全国之首。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一场分配制度的大改革已经到来，中国实行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水到渠成。

此次经济模式的转变，其重要性、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不亚于1978年的改革。此次分配体制改革的完成过程，将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的大致完成，而收入分配体制逐渐从权贵主导的收入分配体制从既得利益主导，转向正确的激励机制主导。

中国经济转型始于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被打断，2010年接续。经济结构调整已到关键时刻，以往的低薪与低资源价格对应的是出口与主导为主的经济模式，而目前内需与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需要收入分配机制、资源分配方式的大变革，需要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与全民信用体制。

无论是国际市场遭遇的贸易壁垒还是2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都在印证，就外部环境而言，低价品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硬币的另一面是，国内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中低收入者对于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薪酬、无法提高生存质量的生活境遇日益不满，环境污染越治越屡糟。经济社会如同多棱镜，折射的每个角度都印照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矛盾画面。

目前，对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存在两大担忧，第一是有均贫富嫌疑，第二是可能降低效率引发通胀。

这两大担忧经不起实证的检验。

建立正确的分配体制绝不等同于均贫富。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靠合法的税收体制支撑，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基尼系数显示收入分配过于悬殊。政府与企业存款上升而居民所占比例每况愈下，说明我国的税收体制存在漏池，高收入者并未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低收入者未能享受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成果，导致社会运转成本增加。这从每年投入的数千亿元稳定成本就可见一斑。

收入分配悬殊的负面影响业已体现在方方面面，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在初期工业时代过早培育了一批食利阶层，沉重打击了实体从业者。

我国对资本市场的高收入者税负较为温柔，但中小企业税负较重，在产能过剩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实体经济从业者还能维持一定的利润率，随着产能过剩日益突出、行业壁垒有增无减，从2007年开始有大量民间资金从产业资金变身为投资资金，所谓的温州炒房团、炒股团，事实上是进入投资品市场的民间资金的称谓。

如果不改变这一错误的激励机制，我们将会看到20多万亿居民存款进入投资品市场，实体从业者成为专业投资者。从事专业投资并不是错误，但一家较好的公司有十几家风险投资公司追逐，说明了整个社会激励机制的错误。这对于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投资率仍在35%以上的国度，并非幸事。

另一层严重的质疑是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是否会带来可怕的通胀？

日本与俄罗斯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安慰，不改革分配体制、不对货币发行负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通胀的同义词，反之，负责任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则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民富时代的标志。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奠定了日本从1960年到1990年的经济二次腾飞基础，到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行的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超低水平，日本经济迎来黄金期却没有迎来通货膨胀恶化期，让所有痛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人哑口无言。其中并无诀窍，日本政府不是通过滥发货币、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民间投资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另据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俄罗斯国民收入增加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

回顾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通胀时代，均经历了数年的高货币发行与高投资期，而后才是收入小幅上升，最后物价上涨或者资产品价格狂涨。所谓的收入推高通胀是倒果为因，通胀是货币滥发下的蛋，在一个劳动力供应充分、博弈平台不充分的国家，普遍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可能带来通胀的压力，但从来不是通胀的主因。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是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货币失控、行业壁垒无法打破，企业效率下降。如果我们不改革分配体制，所谓国民收入倍增不过是垄断企业、权贵企业高管百万年薪、千万年薪翻番的借口，是打着普通劳动者的幌子，进行的一场资本与既得利益者的盛宴。

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未来三十年带来了些许曙光，只能坚持，不能动摇；应该完善，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