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血色染红中国制造的泥潭

N连跳血案发生后，面对着“血汗工厂”的指责，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最近连续上调基层员工的工资，第一次是自900元调升至1200元，而仅仅四天后，将合格员工的薪资又调整到了2000元。

被迫的加薪

对于富士康加薪的原因，尽管富士康认为是为了“挽留及招聘员工” 以及 “体恤员工生活，凝聚基层员工向心力，增强公司长期经营力”。但是，路人皆知的是，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和割腕自杀，已经让这个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血汗工厂”的帽子是不好戴的，加薪是为了应付暂时的危机。

但是，富士康加薪并不止于挽救自身的牌子，富士康血案促使公司决心转型：即从廉价成本获利的模式转向以高科技和创新为基础的转型。因为，在第二次加薪的声明中，富士康首次提出“强化从制造的富士康、科技的富士康向迈向创新的富士康的蜕变”。这就等于说明，富士康决心摆脱对于低廉成本的依赖，因为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大为提高了，再采取这种成本优势获得利润的模式，无疑是自绝后路。其实，就算富士康比较大，但其利润依然很微薄，从内在要求来看，富士康也必须要改革。

改革不一定成功，但不改革肯定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按着一般思维来说，富士康宁愿一拼，宁愿蝉蜕，虽然很痛苦，但如果转向成功，不但能改变“血汗工厂”的形象，还可以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

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泥潭

事实上，富士康的困境只是中国制造困境一个典型。中国经济的奇迹背后有一个最核心的理论就是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成本的廉价，在中国内需尚不足以消耗这么多的产品的情况下出口他国，这个简单的思路就是外向型导向的经济模式。

但是，随着货币本身的贬值以及物价上涨，中国工人的工资也需要提高，特别是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有着加薪的需求。珠三角已经出现了逃离风潮，很多传统的制造业地区的工资水准也在大幅度提高。再加上人民币从2005年以来的大幅度升值，中国制造的低廉成本优势已经被像越南、泰国等后进国家追平，甚至反超了。

而且，低廉的价格对于中国制造的品质和信誉度也有着很大的负面效应。廉价的中国制造被他国视为低档的代名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纷沓而来。中国商品虽然能够在世界各国大行其道，但利润却是非常的微薄。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属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两头的高利润没有中国什么事。研究显示，自1998年以来，外资的低附加值加工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50％以上。至于在外资企业生产并经香港转口的加工出口产品中，内地制造商所享有的毛利率竟低于香港的转口商。举例子来说，一顶“中国制造”的帽子，中国人卖给美国人1美元，但美国人卖给美国人25美元；中国生产全球70％的DVD，每台出口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只赚取1美元利润。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要32.5美元，中国企业所得的纯利只有1.5美元。中国制造以低价取得的优势实际上是非常艰辛，我们靠的是数量优势，而非质量优势。这根本不是核心竞争力，如果我们的GDP构成这样的优势居多，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大而不强的GDP构成是经济的致命伤。在大清帝国时代，中国的GDP依然是全球第一，但是构成却是茶叶、生丝和各种农产品、手工艺品等待，而英国的是轮船大炮和工业制品，虽然在量上不如中国，质量却是一流的。因此，两次鸦片战争中西胜负其实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早已定下来了。肥大不一定是好事，特别是对猪来说。我们现在的GDP优势多是以廉价劳动力和高耗能资源构筑出来的，必须要改变这种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模式，才能让更多的“富士康”走出危机。

在出口导向的引导下，追求低廉劳动力的冲动从来没有停止过。2006年的数据显示，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开放改革的发源地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发表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因此，从2007年开始起，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工人有大幅度提高薪资的呼声，制造业腹地珠三角地带多次闹了民工荒。多少工资不随着通胀上涨，是因为中国劳工的数量实在太多，但欺人不能太甚，工人的工资不能弥补生活的开支之后，就没有人愿意再去做工。

多输的结局

实际上，这样后果是多输的。

第一，为了取得对外竞争的比较优势，企业主拼命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薪资较低，难以刺激消费，导致中国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又必须依赖外需。这就是中国外需导向性模式最大弊端，这样的恶性循环不能托起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

第二，对于工人个人来说，长期的低工资生活实际上是斯大林式的掠夺。工资低得不能维持生计只能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即加班加点。而且个人的工资不能养活全家，女人也被迫加入了各项加班加点的工作中。这样的掠夺性策略，加剧了劳资矛盾，更让工人的身心都感到疲惫。这种优势的取得，完全漠视和偏离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人权人性的需要，是对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劳动者再生产权的无情剥夺和压制，是对低层劳动者最基本尊严的致命伤害。对国家来说则是对人力资源的粗使践用和可耻浪费，是“竭泽而渔”、遗祸无穷的粗暴掠夺。因此，现在国家也正在搞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居民的工资水准。但是，这种收入倍增计划，得益最多的还是公务员，因为对于中国劳动力的主力军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工资是市场决定的，不是一个个行政命令决定的。如果真得要想提供农民工的工资以扩大内需，请多个企业机会就等于让农民工的收入倍增了。

第三，富士康的员工多次自杀，说明工人的心理已经达到了失望的边缘，面对不堪重负的压力，很多人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中国工人的压力有多么的大，问题是，以前的“工人阶级”早已经不是工人了，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成长出来的真正的工人，现在名字叫做农民工，甚至是农民。这种错位也让农民工的精神压力倍增，他们普遍感到压抑。但是，随着农民工二代的崛起，新型农民工的薪资要求已经不再是其父辈那样，能过就行了。因此，这也逼迫中国制造必须转型，否则，越来越大的压力会让更多的工人感到精神崩溃。

泥潭脱身需要政治决断

中国制造要想从泥潭中上岸，经济发展模式想要转换，必须从有大智慧的调控者，将我们引出泥潭。中国制造的困境不在于制造本身，更主要的是在于外在因素的威逼。我们也可以设想，从以下几个角度上岸：

第一，打破特殊利益集团的羁绊，开放垄断产业，这就需要很英明的政治决断，为中国民企腾出更多的空间，这才是农民工们收入倍增计划的最基本的市场环境。因为从现实来看，能够接纳农民工的，大部分都是民企，他们没出路了，现代的真正的“工人”就没出路了。

第二，就企业来说，应当转型，当然这是在第一最基本的市场环境基础之上的，否则所谓的转型都是假大空。像“强化从制造的富士康、科技的富士康向迈向创新的富士康的蜕变”的思路就很好。

第三，继续对服务业减税，以增加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工资的机会。这比天天招公民的“老爷”——公务员解决就业好得多。

第四，提供工资要注意通胀，因为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工资水平提高了，很可能会扰乱整个价格体系。对于那些实际上工资水准已经很高了，老百姓不满意的公务员和垄断企业的丰厚利润均享者，要警惕他们借此扩大特权。

富士康的血色悲剧可能还会在其他中国制造企业中上演，但我们希望，中国尽快走出这段转折的血路。不杀出一条血路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对绝大多数还幻想着低廉血汗钱获得优势的企业来说，是最直接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