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当“董事长” 就不会发生地方债务危机

地方政府一直是众矢之的，他们不仅是土地财政的始作俑者，还扩大了地方债务的风险。地方债务发展迅猛，让人担忧中国是否会发生地方债务危机。因为地方政府有个绝招，卖资产。

地方债务风险很大。

地方债务在短短几个月内，从4万亿飙升到7万亿，这是去年大规模信贷扩张的后果。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召开的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议上介绍说，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去年5月末，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合计设立8221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其中县级平台高达4907家。而从地方平台公司贷款债务与地方政府财力对比看，债务率为97.8%，部分城市平台公司贷款债务率超过200%。

任何能够确定的风险都是可控的，最让人担心的是不可控、不可知风险，如恐怖袭击和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金融危机之后，黑天鹅理论大行其道，正是因为该理论深刻地揭示风险的非常态分布。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否可控，是决定中国会不会发生地方债务危机的前提。

有关方面意识到风险，对地方借贷从严控制。从今年开始，银监会等部门对于地方借贷有严厉的约束，不仅压缩未经发改委批准的基建项目，还对去年的地方政府一一拆包分解，要求各银行重新评级，以确定风险。在6月30号前，银监会要求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不良资产进行清理和足够的拨备。与2009年不同，今年地方政府试图通过信贷平台，将债务风险转嫁给银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解决地方债务可以靠印发货币收取铸币税，把风险转嫁到国民头上。如果地方债务固定维持在7万亿甚至10万亿的规模，或者占地方财政的60%左右，情况不算太糟。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之前，剥离坏帐达到2万多亿元人民币，坏帐回收率仅20%，大多靠铸币税也就是印钱加以稀释。而国企债务也多次予以核销，据财政部数据，从1994年到2007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户，核销的金融债务3872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949万人。这一核销项目只是国企核销中的沧海一粟。

除了政府通过铸币税等方式取消债务之外，证券市场是另一个重要通道。国企资产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了高溢价。去年注入证券市场的1800多亿资产获得了十倍以上的溢价，这也就是我国证券市场注资重组频繁的深层次原因，同样的资产在不同时期可以获得大不相同的溢价，各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掌握诀窍，重组、注资、分拆、整合，没完没了。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拥有的所有资产，基本上都装在上市公司中，各地的城投公司、高速公路公司等是一大景观。以东北高速这一上市公司论，为解决大股东之间的难解之结，在今年3月分拆为两家上市公司——吉林高速、龙江交通，上市之后一度出现股价大幅上涨的情况，大大弥补了以往的欠债。证券市场有极强的变现能力，如果推出概念，诸如重组之后股权明晰，有利于内部治理结构，可以提高资产回报率等等，大多数时候投资者就会买单。

地方政府不仅是“大地主”，还是“大资产家”，他们可以通过高价变卖资产解决财政困境。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在首届中国金融安全高级人才开发论坛上提到了这一点，他不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现实的爆发可能。原因是，中国的累计债务占GDP的比重在40%至50%之间。而且，中国政府和任何一个其它国家的政府相比有独特的优势，即中国政府的资产非常多，土地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很多可变现的国有资产，一旦需要可以变现，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除了矿产、企业等资产外，政府还拥有庞大的土地资源，事实上，在房地产上升之时，土地资源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变现资产，也是信贷最重要的抵押品。通过变卖资产减小负债额度，是常用方法，我国在改革之后的民进国退的市场化改革中，许多国有资产向民企卖出高价。

中国地方债务真正的风险在于两大不可控风险。一是将借债多、基建规模大当作政绩，导致债务增量急剧上升，从7万亿轻松上升到10 万亿，甚至出现不可知的隐藏债务；二是地方政府行政成本不可控，如湖南溆浦一县，总人口87万，非农人口5万，全县吃财政饭的人数高达3万人。从非农人口算，约0.67人养活一个吃公家饭的。

如果企业效率低下，在证券市场总有一天圈不到钱，如果行政成本无度扩张，最终将招致市场抵抗，再多的资产会给败光，银行有再多的家底会给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