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迁背后的经济危机

  暴力拆迁背后的经济危机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因征地和拆迁引发的暴力事件，受伤害的多是群众，就算自焚了，还有官员公开叫嚣道：即使自焚，官员仕途也不会受丝毫影响——“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把谁处理了”？

野蛮拆迁有多危险，可以肆意夺人生命，破坏市场机制。3月3日,湖北武汉黄陂区发生一起惨案,一名七十岁的老妇人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人殴打摔入沟内,然后被挖土机铲土活埋,虽经家人奋力抢救,仍因被埋太久不治身亡。而在场的施工人员和警察对老人被埋不予理会,被村民指责见死不救。这样的惨案并非个案，雇佣黑社会打击村民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而且小民被逼得自焚，公权者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以不作为甚至是积极作为来打击受害者。

资本和权力的疯狂来自于“资本位”和“官本位”的嚣张以及“人本位”的纲纪丧失。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发展路径，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不保护个人财产和不尊重契约精神的行为，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西方经济学大家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的条件有两条：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而他又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强化市场型政府”。

奥尔森的证明为我们的政府主动经济发展的行为提供了大致的标准。因为从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崛起来看，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有所改进。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股份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财产权利，商法和经济法的初步确立对于合约的执行有了基本保障。而政府的行为也受到了行政法规制和媒体部分有效监督。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迎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随着体制松动能量释放完毕，现在经济又面临着体制的压力，特别突出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权力的扩张没有边界。一个银行行长调戏妇女不成，还打伤多人，副县长在场并不阻止，还说这个行长是有“背景”的。这里的背景是什么，连副县长都不敢管，很明显，是权力和资本的勾结的怪胎。这样的权力有多嚣张，资本的能量有多大，一目了然。权力和资本的勾结不仅仅危及经济发展，还逐步消解社会的进步动力。而当前垄断行业阻挠民间资本进入，已经严重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高层决定开放部分垄断产业，以便给民企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腾挪空间。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老百姓的财产才能得到切实保障，否则，像拆迁、征地以及各种权力具体执行者无视法度，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洪水猛兽。

第二，财产权利依然在具体事件中得不到保护，影响了财富的积累的进度，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得到保障。逼迫拆迁引起财产主人自焚，而官员们还安然无恙，架空了物权法和各种确认财产权利的法律规则，如果公民财富不能得到切实保障，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将整个经济拖进死胡同。个人权利得到国家最大化的保证，是发达国家一般特征。损害个人权利的行为，最终导致的是财富丧失和社会的不安。因此，我们必须要管制好有权力的官员肆意滥用权力行为，否则，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也会影响经济的质量。

第三，契约得不得切实保障，交易成本偏高，阻碍社会财富的增进。如果契约得到公正的保证，那么，这个经济交易就充满了风险，财富的增进就日趋缓慢，经济发展也会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放缓。逼拆迁户签订明显有失公正的契约，逼农户以低价来让渡土地使用权以自肥，或者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能得到司法制度的有效保障，都是契约精神得不到保障的具体表现。西哲霍布斯说，“契约如果没有剑作保证则等于一纸空文”。现实中很多合同不能得到权力的保证而让当事人蒙受巨大损失，从而伤及整个经济提升的动力。因此，完善权力的运行机制和强化法制以保证契约公正执行，势在必行。权力肆意强取豪夺，资本肆意毁约和不履行合约，都是社会进步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