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儒道与中日楼市迥异命运

武士道、儒道与中日楼市迥异命运

最近有人比较中日楼市的状况，得出中国楼市将要重蹈日本楼市覆辙的历史。如果不从最深层次的比较，很难看出在表象一致下的细微差异，正是这样的细微差异却是结果差之千里。

《武士道》给我们详尽描述了日本武士在19世纪末的生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整个日本精神，我们在对比中日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基础之上，发现日本武士道虽然迂腐，但却有一种比儒家文明更具有开拓的精神，这个精神正是中日两国未来一个世纪不同命运的源头。

根据可靠资料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明治维新正是武士阶层主导的。私人投资的驱动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日本维新之初，武士阶层恰恰是这一主力。当时日本武士已经步入没落，但从武士转为商人和工业者所需要的只是观念性革命。而武士优秀品质可以直接的转移，因此，私人投资性增长区别于中国的洋务运动。而且，当国家宣布改革之后，作为商业的协会表现的不知所措。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后被建立中央集权的维新政府夺权。武士原有的特权被授以股权与货币得到补偿，这也刺激了武士转型为商人投资近代工商业，这是日本转型比较顺产的原因。

和武士鄙视商业一样，传统儒学是鄙视商业的，在这种情况下，学者或者官僚转为末等人从事的商业和工业，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的行业协会其实比日本更有优势发展工商业，因为当时的行业协会甚至可以对抗政府，但商人并没有转为现代商人，也没有转为现代工业者。最主要原因我想是由于时局的动乱，私人对于长期投资安全性很有担忧。中国没有能像日本武士那样失落被迫转行的私人阶层，农民商人化毕竟因为自身知识和能力的缺陷道路要长很多，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转型为商人，那些官商的命运在犯上失心疯的末路政府的压制下，其实并不愿意从事商业和工业活动。为了发展武器和便于统治的交通运输以及采矿业，基本上官僚无效率的把持，没有私人投资基础的中国经济，只能走向没落之路。中国的近代化难产，是中国精神末路的体现，中国之蛾不能在破茧成蝶，不能打破自缚的树皮，只能在沉闷中等待破茧时机。

这是整个中日经济真正的分水岭，即私人驱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的异同，导致两国命运迥异。日本成了肉食性动物和掠食者，中国成了草食性动物。

分析了这一点，我们来看日本90年代初期楼市幻灭和中国现代楼市泡沫，就会看出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即私人行为总是希望打破法律和规制，而政府行为总是企图规范和维护法律和规制。具体而言，作为日本新的“武士”——日本私企们具有十足的扩张性，当日企扩张受到国际因素的阻力只能掉头转为投资不动产之时，日本的房价和地价开始了脱离需求的飙涨。日本政府在接受日元升值的时候，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对冲企业在国外的损失，外贸部门资本也只得向不动产和其他资产转移，于是就形成了日本式泡沫。而根据货币主义的理论，要像遏制价格上涨就得加息和从紧，于是日本当局想也没想就加息和增税，再加上日元升值，三瓢冰水直接将日本撂倒了。日式经济的衰落实质上是现代武士扩张遇到瓶颈，他们还没有能力打破这种扩张极限，毕竟日本是地理小国，而且私人投资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中国当前楼市，从表面上来看是开发商和投机者们兴风作浪在催生泡沫，其实，从本质上来看，房价上涨有着比日本更为坚实的基础，现在土地价值和房屋价值的发现并非很充分。为何这么说，因为中国的私人扩张力量才刚刚开始。前市场经济时代，私人资本一直处于萎缩和被压制状态。随着石头逐步掀开，私人力量还在逐步壮大。如果私人驱动经济还处于半山腰，那么中国的房价也是出于半山腰的。另外，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外贸部门很多资本也不得不转移到不动产和寻找合适的资产作为投资，可能又将成为新的房价上涨的因素。从国企角度来看，由于充分自由竞争的行业利润极低，他们不得不将资本转移到获利还算丰厚房地产领域。从货币角度来看，中国被迫走上了一条经济扩张的道路上，如果没有大规模货币的驱动，或者货币供给满足不了经济扩张的需要，将对中国经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货币不断的贬值，只是驱动私人和公家投资理财，以免资产贬值。

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管理当局已经意识到，通过加息或者货币从紧来遏制资产价格上扬，是不能奏效的，他们更倾向于增加经济蛋糕来解决当前的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楼市在未来的十年内还将继续上演火爆行情而不会重蹈日本覆辙，最根本的原因是私人扩张力量所处的阶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