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上市放弃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正确举措

投行在中国银行业进入又一轮收获期。

首先是各上市银行补充资本金，进行再融资发行可转债等，规模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农行IPO在即，按照保守估计融资额200亿美元计，另据本周FinanceAsia的报导，该笔交易的费率为2.5%(香港标准的IPO费率为3.5%)，投行可获得5亿美元，如果按照市场传闻的300亿美元，则投行可获7.5亿美元。因此境内外21家大投行厉兵秣马，深夜加班。

上一轮银行大改革的主要收获者是原始股权投资者，不论是战略投资者还是财务投资者，都通过中国资产升值获得了高额收益。而本轮的获益者是投行，他们将竞逐数亿美元的佣金，这是他们该得的部分。

农业银行案例，说明中国引资思路有了根本性改变。

上一轮改革的原始股权获益，动辄上百亿资金被境外金融机构获得，如此明显的不公，却在引进国外技术与管理的名义下，公然登堂入室。

上轮的果实目前还在收割过程中。工行的策略股东之一安联在其年报中披露，今年2月在市场上沽出了10亿股工行股份，获利约4亿欧元(约42亿港元)，该批股份相当于安连手上持股的1/3，意味安联可能会继续沽出工行的股份，以安联余下22.2亿股计算，该批工行股份昨天市值约131亿元，另一名策略股东高盛在工行的持股，将于下月底解禁。高盛目前持有工行131.8亿股H股(占3.9%)，将于4月28日解禁。按照市价，约在770亿元。去年3月，市场风雨飘摇，外资策略股东纷纷抛售内银持股的时候，自愿承诺把所持164.76亿股当中的八成，延长禁售期1年，至今年4月28日。但高盛已经于去年5月1日，以4.8港元/股的价格抛售了其持有的已解禁的约30亿股中国工商银行H股，套现约20亿美元。

事实上，投资中国的境外金融机构能够之所以逃过金融危机一劫，中国投资善莫大焉。无怪乎高盛在致股东信中，会多次强调中国市场的投资机遇。境外金融机构历史性的投资机遇是中国金融机构改革所支付的制度性溢价成本，是人为造成的内外市场差价造成的。中国的汇金公司无疑获得了最高的投资收益，而高盛、美国银行享受到了与汇金几乎相同的待遇，外资与国资战略地位被并驾齐驱，如此显而易见的不明智，说明上市的银行及决策者缺乏自信。当外资原始股权投资者抛售时，由身份极为暧昧的厚朴基金接盘了中行和建行H股股份的厚朴基金。

如此傻事不应再有。

虽然在小银行还在发生，受困于资金的小银行如华夏银行以及许多城商行，正在大张旗鼓地将外资奉若上宾——而在大型银行，此类事件较少出现。

汇金作为金融机构的航空母舰，于2008年11月正式向农行注资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获得50%的股权，与财政部并列为第一大股大。如此低的价格，相对于目前农行拿出的赢利报告——2009年净利润增长26.3%，达到650亿元人民币，高于2008年的514亿元——预期将获得极高收益。

到目前为止，农行还未圈定战略投资者，目前中国人寿、宝钢等早已抛出橄榄枝，而境外投资者身影不再晃动。这是典型的象征，说明经历市场的初步洗礼，在中国市场明目张胆地剪羊毛做法遭到摒弃。另一则典型案例是，新桥入股深发展长达六年，到现在尚未退出，靓丽的报表吸引到了中国平安这样的接盘者，却无法使新桥入股韩一银行一样快进快出。中国平安的接盘可能让新桥获得超过韩一银行5.6倍的收益，但他们付出了时间成本。而这两年深发展过于靓丽、坚持不分红的报表显示，新桥急于抽身而退，苦于审批时间漫长。

虽然充满艰辛，付出了高额的成本，中国的市场机制、内外资同等的国民待遇仍然在进步。

为彻底贯彻内外资同等的国民待遇，农行战略投资者不不妨大胆引入民间资金。

民间资金对于农行“觊觎”已久，农行未上市，已形成地下交易，说明市场反响热烈。自农业银行改制工作开始后，各地民营企业纷纷表达了对参与农业银行改制的强烈兴趣，甚至民间出现了倒卖农业银行参股额度的非法现象。农行拟增发的股份，据说收益权已经被拿来在一些市场中进行交易，或者转售部分股权。此类行为虽不合规，但通过引导完全可以解决本土市场化的难题。

不引入民间市场竞争机制，各商业银行就会仗势进行竞争，如工行选择高盛试图弥补投行领域不足，而浦发弥补银行卡业务——最终，中国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内生机制，成为国外金融机构的马前卒。

如此悲剧不应发生，农行应该成为本土市场化的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