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归来话岳阳

湖南归来话岳阳

与朋友经湖南长沙公干，长沙我于2002年到过，今日之长沙变化甚大，在长沙几天得出几个有趣结论：在长沙吃住、购物什么都贵，唯独住宅非常便宜，我们在一处看到靠近湘江边，离城中约5~6公里，房价每平方3000元左右。而上海的普通消费相对较便宜，唯独住房特贵。在80年代初期，国人皆没有出过远门，那时去香港考察一次算得上一件美差了，听考察回来的人讲，香港有个特点：银行比米店还要多。然而，今日之长沙，到处高楼林立，宾馆多于银行，而洗脚房又多于宾馆，倒是一派休闲悠哉的景象。我们在上海已习惯了堵车的烦恼，而长沙的堵车远甚于上海，尤其是在城市热闹地带。友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从长沙五一广场驱车到不到一公里的饭庄，足足开了三十五分钟，走路比开车快在长沙是很普遍的现象。问其原因，当地人告诉我们，长沙的年轻人喜欢开车，美女们尤甚，不少20几岁的小姑娘，就是借钱也得买辆车子，在街上驰骋。如此一来，长沙焉能不塞车？除了长沙，给我印象之深刻倒是岳阳，《岳阳楼记》在中学时代已读过，不过那时是按老师的意思机械背诵而已，没什么真实感受。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今日之游岳阳，别有一番感慨。

“岳阳”之名，“岳”者，大山也；而古人又把山的南面称之为阳。岳阳楼始建于东汉末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据陈寿《三国志》记载，赤壁大战以后，周瑜在巴丘病逝，为了防止敌人骚扰，鲁肃在此筑城防卫，与驻扎荆州的刘备对峙三年，岳阳楼的前身，正是鲁肃的阅军楼，后经历朝历代对岳阳楼的不断修缮，我们现在看到的岳阳楼，与古诗《岳阳楼》已相差甚远。而真正令岳阳楼闻名于世人的，还是范仲淹那篇千古雄文《岳阳楼记》，而说起《岳阳楼记》的撰写来源，必须先要说一下请范仲淹做记的滕子京。世人对滕子京知道甚少，在《岳阳楼记》的前言中也只非常粗略的写道：滕子京“庆历四年，贬谪巴陵”，实际上正是滕子京为政敌所陷，在晚年五个月内，连遭三次贬谪，心灰意懒，万念俱灭，看见岳阳楼就萌发起想请一位名人为岳阳楼写记。笔者在岳阳看到滕子京写给范仲淹的《求记书》，其中文学功力丝毫不比范仲淹差，为了请范仲淹写好《岳阳楼记》，滕子京在《求记书》里面提出了对写《岳阳楼记》的战略构想，文曰：“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没有滕子京这番宏论，可能未必有范仲淹对岳阳楼的千古绝唱。据现在的流行说法，滕子京是拿着《洞庭秋妄图》与《求记书》寄给范仲淹的，请之撰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并没有亲临岳阳楼。当然，凭范仲淹的学识与才华、他一生官场和仕途的跌宕起伏、对黎民百姓的深情观察，厚积而薄发写出岳阳楼的气势：“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又写出了古人忠臣对国家的忧愁和对黎民的关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士大夫如何把握自己的高尚品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我以为范仲淹应该来过《岳阳楼》，我不是考古文字工作者，提不出什么证据，但我感到“诗言志”，文章也如此。范仲淹与滕子京本是同僚好友，他对滕子京一生的为官准则与人格秉性也是肯定的，所以我更觉得《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隐喻写给滕子京的，也是范仲淹对滕子京在官位上敢作敢为的某种肯定。当然，范仲淹到没到过岳阳楼，对现代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今天我们观《岳阳楼记》能够体会到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范仲淹也不枉写此文了。为官一任，不造福于民，与卖红薯之农民有何不同？古人已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思想境界，想起今日之国风，多有遗憾，一言难尽。

中国的名胜楼宇很多，在江南就有《黄鹤楼》，《滕王阁》与《岳阳楼》，在大众眼里，好像《岳阳楼》的知名度更大一些，我想除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外，历代著名的文人墨客对其的赞美有很大关系。如大诗人李白对《岳阳楼》的描写:“楼观岳阳尽”，以及李白那副著名对联：“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如此极致写意，一般墨客无人再敢挥毫。元代诗人方回作文写道：“尝登岳阳楼，左序球门壁间，大书孟（浩然）诗，右书杜（甫）诗，后人不敢复题。”这与李白在《黄鹤楼》的题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前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宋代大文豪苏轼，对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赞不绝口：“以为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欤”。我觉得值得一提是杜甫的千古绝唱《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登楼远眺，想到连年战争，山河破碎，百姓受难，除了老泪纵横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忧国忧民之心与无可奈何之举交织折磨着这位伟大的诗人。安史之乱以后，杜甫过着穷途潦倒的瓢泼生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此事的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最后逝世于岳阳平阳县。今日之岳阳楼上，除了悬挂着清代书法大师张照手书的《岳阳楼记》，外，右侧是毛泽东手书杜甫的《登岳阳楼记》，狂草之雄风笔法，刚健而潇洒。至于毛泽东是何时而写，比较流行的说法是，1964年，毛泽东巡视南方，专车至岳阳，毛泽东问随行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前面是什么地方?张平化说是岳阳车站，毛泽东沉思片刻，便展纸挥毫，手录了杜工部的《登岳阳楼》。但笔者以为这个说法有误，理由有二：一是60年代初期，岳阳楼大修，时任岳阳县文化馆馆长，也是陈赓大将的弟弟陈忆吾，请其兄向毛泽东主席讲了要求为《岳阳楼》题匾的意愿，毛泽东对陈赓说：《岳阳楼》是文物古迹，还是请考古学家郭老写为好。由此观之，毛泽东手书杜甫的《登岳阳楼》不太可能是在60年代，再说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就陪同在毛泽东身边，如知道毛泽东书写此诗，一定会千方百计把它“截留”下来的；二是毛泽东这首诗词是在1984年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才发表出来的，从时间上判断至少应该在70年代所写。但无论什么年代所写，主席一生撰写的众多诗词中，大量的是描写戎马生涯以及对战争和祖国前途的思考，对风景名胜倒鲜有笔墨。岳阳楼能悬挂主席笔墨乃是万幸，也是比其他名楼更有知名度的原因之一。传说在岳阳楼还有毛泽东所撰的一副对联：八百里洞庭今在眼；五千年历史再从头。这副对联虽然也气势雄伟，对仗工正，与毛泽东的写意手法也有些相似，但仅此判断是毛泽东所写，还缺乏实证，但此对联不失为一副好佳句。

此乃我游《岳阳楼》的一些感想，趁兴写为此文。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是我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理念，在游历中学习，其乐无穷，也算是人生一个不能缺少的生活元素。

朱咏敏

200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