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举国体制天然高风险

奥运正酣，全民讨论体育举国体制，反对支持声都有。有媒体表示，西方的体制我们不是没学过，但水土不服很明显，足球就是实例，国足水平一泻千里。对于我们的体制，国人应有自信。

举国体制好不好暂且不论，有没有用也搁置一边，只展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是科学、自信的做法。在某些项目上，举国体制有好处，选拔出精英以巨大的代价进行特殊培训，可以获得好的战绩。但在某些项目上，举国体制与垄断企业一样，有风险不可逆的巨大弊端，用缺乏举国体制说足球衰败，既侮辱了足球，也侮辱了经济。

中国高科技巨型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政策优势，但京东方与无锡尚德、比亚迪深陷困境，中国新能源等高科技企业岌岌可危。一个大树可以遮蔽无数小树。如果由社会资金、风投、银行筛选扶植，有可能其中某些小树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所有的营养集中浇灌到一个大树上，不幸大树倒下，我们将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就是不可逆风险。

体育项目上也是如此。国际上的足球强国都不是在举国体制土壤上孕育的，而是通过扩大参与这些运动的青少年的人群基数孕育的，黄健翔先生说的，天才的诞生是有概率的。

中国足球在市场化之后越来越糟了，女足在亚洲名落孙山。衰败非市场之罪，而是腐败下的蛋。此前中国足坛爆发连串大案窝案，掀开足球黑幕一角，横行的腐败、赌球、让球等，是如何让体育精神蒙羞，公平市场沦丧。失去最起码的公平游戏规则，市场就是利益输送的遮羞布，就是强盗的旗帜，此时指责市场，乞灵于体制回归，无异于为利益输送张目。

举国体制获得成功需要严格的前提，如选拔者具有伯乐的眼光，选拔的机制大致公平，训练者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教练与运动员的一切开支包括未来工作、养老由政府承揽，换句话说，所有涉足举国体制中的人，都得具有圣人的情怀。这可能吗？

足球市场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需要市场信用支撑。金融领域出现大规模信用缺失，甚至连基础利率都被某些大行操纵，结果显而易见。假像被揭穿之前，庞氏骗局维持，普通投资者源源不断进场输送资金，资产价格维持在高位，权贵投资者与小部分幸运儿得利。糊涂一辈子的投资者毕竟比较少，投资者连续数年亏损，资金就会退出市场，此时金融机构忽悠投资者留在市场的成本将急剧上升，如果能顺利忽悠主管利率的央行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机构也许还能过上几年好日子;最后的一击是，央行为抑制泡沫收紧货币，金融泡沫被针戳破，心灰意冷的投资者彻底退出市场，市场空留一地鸡毛。监管层开始清算泡沫时期的违规行为，重建市场秩序。

中国足球市场如何？职业化初起之时，企业资金滚滚而来，球员、教练员一夜之间身价百倍;逐利者一团混战，行政干预四处伸手，却对明目张胆的假球视而不见。在1999年看到整整一年的甲A联赛后，笔者大倒胃口，再也没有看过一场国内足球赛。由此中国足球市场是个赌场与强盗场，假球、赌球横行，甚至监管者下水攫取暴利。所有与正常足球市场相关的利益如水流逝，球迷流失，广告收入下降，转会费下降，吸毒上瘾的从业者把扩大财富的希望进一步押宝在赌球、造假上，市场病入膏肓。终于，诺大的看台连一个球迷都没有了，市场只能黑吃黑、窝里斗，这时看中国足球比赛惟一的好处是，可以减小球迷的食量。大树轰然倒塌。

中国足球不是市场化的错，是制订规则者的错，是监管者的错，他们放纵了造假，自食其果。游戏规则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要基本公平，否则，谈不上什么市场化，在此基础上批市场化更是无稽之谈。

对市场的反思有两条路，主张计划经济或者举国体制的人，通常会得意地指着破落的市场说，看，我早说过了，在中国应该实行计划体制。反对市场化的人实质上是软弱的，因为他们间接承认，中国市场必定由权贵主导，一定会进行利益输送，这与他们声称的自信恰好背道而驰。

如果1996年下半年在假球风暴初起时，国家体委宣传部门和上海有关部门不是联手成立专案组，清肃写出《中国足球十问》的记者，处理刊登该文的杂志，而是鼓励舆论全方位监督;如果，在2000年初假球开始泛滥时，足协不是捂盖子，而是主动让司法介入;如果，黑哨、假球横行时，成立联合执法组，而不是急于成立搞笑的中超，、培育更大的足球泡沫，中国足球信用也许不会跌到谷底。

正如目前对次贷危机的反思，不会让英美等国回到政府主导金融时代，对中国足球的反思，同样不可能让中国足球回到举国体制时代。资金不允许，市场架构不允许，管理模式同样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