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人口红利

围绕数量的争议是愚蠢的，在为人口红利消失、为项目的流失而担忧，不要忘记劳动力的效率、企业的效率才是最重要的。

笔者在中国各地，看到无数的工地在同时动工，在贵阳，规划中与在建的有四条轻轨，而在苏州，将建成五条地铁。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整个城市尤如大工地，每个城市都有拨地而起的新区，笔直宽阔的道路与优美的绿化带，政府在率先搬迁到新区后，通常会半强迫本地大企业与金融机构搬迁到新区，目标是为推高新区土地价格助阵。

这样的场景既会让人感受到经济的活力，感受到中国东部与中部的经济洼地正在被填平，也会让人频生忧虑，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是否会造成行政傲慢下的大规模资源错配，丧失改革的良机。尤其是看到整洁的新区、无数的房屋、晚上一片漆黑，更是如此。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辛苦，常态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笔者的办公楼外晚上十一点钟停了几十辆出租车，等待疲倦回家的深夜加班族。不仅工薪族如此，很多官员也常常如此，在一个经济发达的中等城市，当地官员告知已经几个月没有休息，为了召商、吸引大项目，正在迎头追赶的中西部城市更是如此。很多人痛恨官员大吃大喝，不过一天要喝五顿酒、每次喝酒都要虚与委蛇，盯着项目而去，如此喝酒等同于慢性自杀。没有下班时间，没有性别，没有家庭，这就是很多人的常态。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负债率上升，很多人归咎于人口红利消失，因此主张提高生育率。这种线性的看法是片面的，也是对历史的误读。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是效率提升的过程，农村土地承包提升了农村的生产效率，劳动力流动提升了企业劳动效率。

人口红利不是主要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中国的经济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陷于崩溃：人口多，却没能成为有效劳动力；人口多，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最典型的是，大规模知青进入农村，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劳动效率，相反，让农村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直到逼出农村的土地改革。

陈志武先生曾经提出命题，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资源错配，导致的结果是越勤劳越贫困，越工作越低效，甚至产生价值耗散，越工作越糟糕，对经济的破坏越严重。

只有在制度释放了劳动能力与消费能力之后，人口的规模与效率才值得进行经济考量。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此后中国的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在全球处于增速前列。目前社会热点议题如户籍、如垄断等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新一轮的制度滞后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中国需要的是打破制度桎梏，发挥新一轮的资源效率配置。

根据《经济学人》2009年的报道，综合UBS与OECD数据，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同期印度2.6%左右，巴西0.3%，俄罗斯0.2%。而据OECD的数据，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仅1%左右。上述数据能够印证中国此前近二十年的发展，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制度释放了劳动效率与创新能力。否则，印度的效率应该高于中国。

各国经济效率在次贷危机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08年，美国每小时劳动者效率增长率高达4%，中国为7%到8%，原因在于当年美国企业为免破产节约成本大量裁员，而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受金融危机影响，近两年全球劳工生产率开始明显下降，美国经济谘商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劳工生产率为3.6%，2011年仅为2.5%，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产出增速下降。与其他国家不同，早在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就开始下降，这说明制度红利逐渐消失，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开始盛行，每单位GDP所需要的资金量越来越大。

仅举一例，可以说明制度效率之低。中国劳动者迄今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有效的专业培训，专业技术教育没有形成国策，教育资源被大量浪费在无用的评比与无聊的课程设置之中。以发达的珠三角为例，乌坎事件显示当地村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或者高中以下，笔者约十五年前参加对上海郊区的调查，村民教育情况与乌坎村大同小异。

大量的新进劳动力的职业技能都集中在中低层次，中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印度、巴西、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该指标超过6%。中国的职业技术人员、高素质劳动者奇缺，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根据美国商会3月26日公布的年度行业气候调查结果，43%的美国在华投资商认为“管理层人力资源掣肘”是其面对的最大商业挑战，而去年这一比例为30%。美世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01年至2011年，中国企业高管的工资成本增长了118%。

根据中国央企中智公司的研究数据，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让劳动者分享改革红利没有错，但效率赶不上红利，权贵阶层不愿意让度红利，所谓增加报酬就成为通胀与低效的同义语。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期，中国需要的是技术培训，是专业的工人，而不是源源不断的农民工。

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20个中国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0%以上，四川省甚至超出了30%。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人的年平均产出增幅为10%，几乎五倍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水平。虽然在未来五年预计中国年平均生产率可保持8.5%的增幅，但仅为工资增速的一半。

有一组耳熟能详的数字。

苹果公司从每一台Iphone手机中，赚了187美元，而从事硬件生产的美，日，韩，台等拿到了187美元，从事组装的中国内地只拿到了6.54美元。从2006年开始，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也是苹果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利润下滑，一台iPhone，在台湾分配的利润是2%在美国是58.5%，而一台iPad，在台湾是2%，在美国是30%。

这种比较证明了一个被刻意漠视的事实，创新意识、整合能力与制造车间，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大规模的劳动人口与低廉的工资，就会陷入制造车间陷阱，说中等收入陷阱还嫌太乐观。

至于人口增长，让我们引用一个历史数据。据曹树基先生研究：在最近十年中，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五，与上一个十年相较下降了0.5个百分点。千分之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从人口史的观点看，清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虽然只有千分之五，但一百年间人口可以增加1.65倍，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后人称为“人口激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千分之二十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我们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清代是一样的，其实仍然是“激增”。

据美国CIA估计，2011年中国实际人口出生率为12.31%，美国为13.68%，高于很多学者的估计，印度则为20.6%，世界平均为19.14%，处于激增水平，地球将不堪重负。而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年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93‰，处于较低水平，但总体仍将上升，这两年处于生育高峰期。

人云亦云要不得，人必须有尊严地生存，有价值地生存，与地球和谐生存，理性至关重要，历史不能遗忘。分析经济也好，分析人口也好，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