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标会”江湖

据经济观察报2012.4.23报道

“它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福建省霞浦县东部一座海港小镇——三沙镇，中午两点一刻左右，在一条幽深巷道的裁缝铺里，几名中年妇女陆续来到店里面。这里是一处规模不大的“标会”，裁缝铺老板娘就是“会首”，她由参与会员共同推举，那几名中年妇女就是“会脚”。

按照标会的规则，他们会定期举办投标聚会，按各自资金需求情况以及能承受的利息来竞标。两点半，这个空间狭促的裁缝铺即将举行“投标”。

距离投标时间还差十多分钟，会员们坐在凳子上用本地话闲聊，时不时发出会心笑声。看上去大家彼此相熟，而标会本身就是熟人社会的产物——它的信用建立在互相知根知底的基础之上。

时间到了，“会首”抬手看了下手表，宣布投标开始。没有想象中的戏剧化场景，投标程序安静而简短，甚至有些枯燥无味。每个“会脚”都会在一张小纸条写上自己给出的利息标准，放到一个封闭的纸箱，然后由“会首”当众打开……共花了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

此次得标的是一位场外的“会脚”，他委托了一名在现场的会员帮忙投标，最后以900多元的全场最高利息，获得了这笔几万元的会费。根据现场会员的说法，他获得这笔钱主要是为了在外地做生意。当天下午，“会首”就把这笔钱打到了他的银行账户。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小钱换大钱”的融资游戏，也是作为标会的迷人之处。相比审批程序严苛而低效的国营银行，当地人显然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贷款。

40岁的王莉说：“这是我们从小被培养出的一种经济意识，我为什么喜欢标会？很简单，如果我急需用钱的时候，无需向任何人低三下四、看人脸色的四处借债，只要去堂堂正正"标"回来用就行了。”她是三沙镇一所学校的老师，经常参加标会。

在她的叙述中，标会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它具有乡村社会特色的“互助性”，例如对于那些应对婚丧嫁娶、孩子上学等各种急需用钱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标会，而不是四处举债的方式去筹募资金，只要最后准时分期还款就行了。其次，没有标到钱的人则可以赚取利息；“会首”更可以从中得到免费使用资金——当地许多精明的“会首”因此发迹。

王莉每月工资收入是3000多元，如果再加上利用业余时间给学生的补课收入，她每月的固定收入能达到5000元左右。

每个月扣除自己要花掉2000多元，她把剩余的3000多元全部放出去做“会”，这是她认为最稳妥和安全的理财之道。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向别人借5000元，我每月要还200元的利息，但本金一直都在。如果我从标会把这5000元标回来，每月还本金100元，利息30元，只要三四年时间，我这钱就全部还掉了。”

可能外地人完全无法想象互助性标会在福建很多地区文化和生活层面的影响力，霞浦县当地一名政府官员的描绘是：“它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天使与魔鬼

王莉从小在霞浦三沙镇长大，她很喜欢这座海滨小镇的美景和海鲜，她自己的房子买在了福州，每周末她都要坐车回福州与丈夫、女儿团聚。“我生活在小镇上很惬意，因为这是熟人社会，很多都是从小跟我玩到大的。”

这也是王莉敢大胆做标会的外部环境，“不熟不贷”是传统标会普遍遵守的规则。

另一个让她放心的因素是；三沙镇没有大工厂，几乎每个参会者都是根据自身能力去做会钱，所以不会出现大状况。生活在一个镇上，大家都会大致知道你的职业和收入的情况。如果中途有人跑了，那也损失不大。

福建社会科学院曾经推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分析认为：“标会在江南、沿海等地区经久不衰，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原因。”事实上，历来中国沿海都是民营经济的活跃地区，改革开放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民营经济异常活跃，这形成了庞大的民间闲置资本。

厦门大学金融系副主任陈善昂也认为：“由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步快，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需求量特别大，而民间资金也比较活跃，在此种情形下标会就必然盛行。”

在闽东地区的农村，每到上学高峰期，标会就在邻居、亲戚和朋友间风行起来。在城市，无论是公司白领还是家庭主妇，包括许多公务员都参与其中。

标会作为民间资本杠杆能解决多种问题：送孩子读书上学，购买房屋、家具、家电，做生意……福建宁德、泉州等地区，多达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标会十分常见，本金也呈梯次上升：百元、千元到万元，往往一场标会能在几分钟内筹集数百万资金。

福安一名从事机电行业的商人告诉记者：“如果从银行贷款300万元，经过银行利息和担保公司一盘剥，拿到我手上的现金只有100多万，现在谁敢问银行借钱？”

天使与魔鬼只有一步之遥，传统的标会，也常常因为游走在国家政策边缘地带，异化成了“庞氏骗局”式的疯狂游戏。

福安城距离霞浦县30多公里，2003年，中国大面积缺电为福安电机业创造了契机，让福安的民间资本释放出了其巨大能量。这时标会崛起，但很快变得疯狂而失控。2004年，福安“会首”陈丽萱身陷囹圄，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2006年，另一个“会首”李住自首投案，引发了连锁“倒会”效应，迅速席卷了福安地区。

据统计，此次倒会风潮涉及25亿元，65万人口的小城市，80%的家庭卷入了风波。为追讨债务，福安曾发生多起暴力事件。

1992年，福安曾经崩过一次会，对福安的影响很大，“清会”整整花了4年时间。

肖建就是在1992年那次崩会中“受伤的”，他说：“我们家庭也受到了影响，损失了2万多元。”

当时，他刚到政府上班，突然发现周围所有人几乎都在做“会”，他的夫人无法抵挡高利益的诱惑，参加了一种异变的标会——“日日会”。

在福建省打击标会前，福安许多地方民间标会从月会变成了周会、日日会，标会资金规模也暴涨，滑向危险的边缘。

这种标会的产生与福安当时畸形的经济结构密不可分，各个行业都没有起来，充满欲望的民间资本又急于寻找一个出口。部分标会用高利息回报作为诱饵，而能实现它高利润的只有一个地方——赌场。

标会的疯狂让肖建隐约不安。他凭借自己常识推断“肯定要倒，只是迟早的问题”，但很快这种浅浅的不安被更猛烈的狂热替代了。

他说：“我确实看到早期很多人赚到了钱，顶峰时期，投1000元，每月能赚到500元左右。”虽然他知道这个游戏迟早会崩塌，但他侥幸地认为“自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现实给了他一个教训。作为“会脚”，他每天按时给标会缴纳1000元会费，交了28天，正当他期待着月底分红结算时——“会首”跑了。

因为那次倒会风波涉及面广，为了安抚民意，维持社会稳定，福安政府设立了“清会办”，专门处理标会纠纷，公安机关也抓捕了一些人。事实上倒会以后，大量的财富缩水，“会脚”们不可能完全把钱拿回来，“清会办”最常采用的手段——打折，不管怎样，能拿到钱已经算是幸运了。

肖建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在福建闽东的福安等县市，有一个叫“治会办”或“治标办”的官方机构，它们均被当地人戏称为替标会收拾烂摊子的维持会。据福安当地人介绍，福安市政府“清会办”一直没有撤销，现在市民办一些事必须经过“清会办”这一道关，离婚、办公司、卖房等，凡是涉及财产转移的，都必须“清会办”证明，如果有标会经济纠纷的，“清会办”不给开证明。

因为标会已变成一种风气，所以当地政府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地一名知情者说：“很多政府官员本身自己就在做‘会’，你让他们怎么管？”

“为什么只是温州？”

在乡土社会，熟人规则、宗族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中，标会更像一个法律之外的社会调控秩序，它目前面临的更大障碍可能就是——法律。

因为民间融资违反了现行的国家金融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标会一直无法纳入监管体系，始终徘徊在危险的边缘，所以每次“倒会”的故事都差不多：疯狂——崩盘——闹事——政府收场。

边缘的生存状态很容易让标会进入到无序的困境。与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组成以互信作为基础的传统标会相比，具有营利性的地下标会参与人员就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会首”通常会放宽入会条件，不考察，也不限制，轻率地答应第三者入会，甚至有人利用缺乏监管的漏洞，把资金用作赌博或者放高利贷。

没有互信纽带的标会犹如空中的风筝，一旦出现谁不交标金或者携款潜逃，标会的资金链就会立刻断裂。

2011年8月，福鼎市点头镇再次发生民间标会“倒会”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到周边乡镇，涉及6000人，资金规模1.9亿元，一名参与人员因被逼债跳楼自杀。民众把怒火延伸到了政府，将镇政府围得水泄不通。

为此福鼎市立即成立了“清会办”，进驻点头镇开展标会清理整治。

本报记者联系到点头镇清会办相关负责人，希望了解工作进度，但他们均表示是政府临时抽调，不愿意接受采访。

“这跟政府监管体系有很大关系，政府对这种民间融资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也没有用法律来确认和规范这个行业的存在。”福建韩诚律师事务所罗兴声说。作为福安本地的一名律师，他代理了许多关于标会的案件。

在他接的案件中，几乎每个案件涉及的金额都上百万，因为每个“会首”都做了很多场会，所以滚动的资金量很大。委托他的通常两种情况，“会首”聘请他，希望为他做刑事辩护，因为公安机关一般会将其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立案。如果“会脚”聘请他，出发点很简单，只要拿到钱就行，也不希望“会首”判刑——这对于他们没任何益处。“我为当事人争取权益的空间很小，因为中国法律是按照金额量刑，但这又往往没明确界定。”罗兴声说。

在宁德地区，这条用法律途径解决标会纠纷的大门逐渐关闭。2006年，宁德市中级人民法律做了一个批示：不再受理标会案件。

罗兴声律师分析，宁德中院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宁德地区关于标会案件，涉及的面太大；其二，标会案件完全交由“清会办”负责。

但问题是，“清会办”只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在法律上没有确认，无法拥有强制行政手段。

没有身份的界定，这意味着民间标会只能徘徊在法律边缘，在高收益率与高风险中战战兢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