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目前不应该自由兑换

汇率是全球经济控制权争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纳入SDR而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得不偿失。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人民币自由兑换。

3月31日，重量级G20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在南京举行，SDR（特别提款权）成为争议焦点，实质仍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之争。

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美国支持改变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但欲加入SDR的国家必须具备弹性汇率政策、独立的央行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他强调：“SDR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各国都认同应当调整SDR的货币组成结构，“这种调整很可能是在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美国需要的是所谓市场化的、可以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否则不会支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中国方面则坚持，加入SDR的先决条件并非一定是自由兑换货币以及浮动汇率。周小川表示，虽然人民币按照别人理解加入SDR的条件“还差一点儿”，中国也正在为此努力，但加入SDR并没有绝对的条件，“如果大家都欢迎，早一点进去我们也欢迎”，但他也表示，中国对此“并不着急，有耐心”。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SDR对纳入货币的要求是该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以及是否被广泛应用。人民币加入SDR“没有绝对的条件”，在全球范围内人民币被广泛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以人民币自由浮动作为条件，以换取纳入SDR，得不偿失。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564，再度创出汇改以来新高水平。由于汇率与通胀的双重压力，中国实体经济已经面临较大的冲击，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已经处于不敢接单的困境。

人民币汇率上升有底线，那就是中西部地区能够利用低成本接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如果连中西部地区地区的制造业都被高企的汇率摧毁，中国经济将在一夜之间回到十年前。现实是，庞大的未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将成为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8.1%、27.8%和34.1%。我国从事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过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很低，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相当于美国工业化初期即1870—1910年的水平；第三产业则比发达国家的比重低了一半。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有一亿以上要转移出农村，此时全球市场与内需都非常重要。

在虚拟的金融市场上，中国还不是国际大腕的对手，在欧洲等房地产市场所获得的收益，还不能遮盖在期货、套利、衍生品市场所遭遇的折戟之耻。

金融巨鳄们已经在香港布局，就差内地放开门户供他们折冲樽俎了。香港证监会3月11日发布的《证监会持牌基金经理／顾问的对冲基金活动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9月30日，证监会持牌对冲基金经理在香港管理的对冲基金总数达538只，相当于2004年近五倍水平。继去年索罗斯在香港成立办事处，因做空次贷衍生品一举成名的保尔森对冲基金也来到香港，3月3日，香港证监会公布，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已在2月21日获得香港证监会发放的第1类牌照，获准在香港销售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基金，并从事经纪业务。管理资金规模达28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德劭集团（D.E.ShawGroup）干脆准备将下一间工作室布局上海。

可以肯定，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在短期内就将经历从大涨到大跌的过山车行情，给中国经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不要以为西方世界真的不控制汇率，从美国到日本的量化宽松、在汇率市场的直接干预都说明了市场化是逼迫他人的说辞，而自己不会规规矩矩照章办事。

最后，即使人民币纳入SDR，仍然不可能改变美元一元独大的局面，SDR只是计帐单位，是平衡全球国家负债的手段。为了远期的目标，而放弃对货币的控制权，是愚蠢的。只有SDR有了实际操作意义，或者美元允诺与可靠的货币锚挂钩，中国让度出汇率掌控权才有实际意义。目前最现实的博弈方法是谈判，让全球汇率保持平衡，防止主要汇率异常波动。

李稻葵先生在此次会议上指出，SDR方面的探讨仍有许多细节需要磨合，比如SDR在个体交易、私人交易等领域的推广。人民币被纳入SDR，长期而言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目前SDR在国际上并不是非常流行，中国不能因为短期虚名而让出实利。这是务实之言。夏斌先生明确反对目前的自由兑换。

人民币的市场化之路应该向德国学习，严格控制内部通胀，根据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一步步放松汇率控制的幅度，这才是中国经济避免大起大落的惟一可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