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大制度改革迎接兔年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考虑到了技术上的方方面面的方面，但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却鲜有涉及。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到改革的深水区，如果没有制度进步，技术进步难以成功，局面成功将付出生产率下降、民财耗竭的巨大代价。

第一个制度性难题是地方财政困境。

众所周知，中国的分税制后遗症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之间的不匹配与不均衡，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财政依赖模式，以土地财政为主导，辅之以政府投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主体深入项目。

这一模式业已穷途末路。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2010年土地财政收入达到创新高的2.7万亿元人民币，证明土地收入已经达到地方财政的50%以上，土地财政失控。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台高筑，1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约高达10万亿人民币，这批债务主要在2008年之后形成，可能在2011年爆发。爆发并不意味着地方投融资平台破产，可能意味着银行不得不核销债务，最终成本将落在银行的储户和银行股的购买者头上。

土地财政过于重要尾大不掉，地方政府继续以基建与房地产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惟一的生财之路就是土地财富变现，一些城市已经把每一寸地皮质押融资，房地产与金融机构血脉相连。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真正调控房地产价格，这样做等于地方财政自杀。

如果为财政所胁迫继续依赖土地财政，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必然败在土地财政上，改革成果将因为土地掠夺而土崩瓦解。中国的土地是一场改革或者革命的导火索。何去何从，取决于当下的政策。

第二个制度难题，改革缺乏正义性，缺乏明确理念。

开征房产税是解决土地财政的开端，对于意义如此重大的改革，相关部门的态度却出奇的暧昧，既没有对于未来三十年改革的路径设计，更没有把房产税与土地财政剥离，没有对推出房产税后进行公共财政等系列改革向纳税人做出哪怕片语只字的说明与承诺。

这只能证明两种可能：或者，相关部门确实没有明确的理念，改革的关键时刻没有掌舵者；或者，相关部门没有人愿意出面处理此事，试图通过小规模试点以观后效，后果同上。

只有财科所所长贾康对媒体勇敢地表示，东部地区以房产税、西部地区以资源税取代土地财政。很可惜，这不是权威说法，权威部门至今未发声音，导致民情汹汹，将开征房产税与开征燃油税等同，将房产税视之为剥夺民财的另一个手段。各地此起彼伏的强拆、越来越高的地价、越来越难以扼制的基建项目，使得房产税改革尚未开始，就孕育了自己强大的反对者。

不要再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替自己盖上遮羞布，要知道，三十年前摸着石头过河起码宗旨是明确的，往市场化方向与民众富裕的方向前进。

第三个难题是资源配置难题，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的核心资源配置在向国有企业集聚。

改革三十年后如果达成的共识是行政力量主导的进步，是对中国亿万人改革努力的亵渎，也是对近在眼前的历史的无耻玩弄。如果北京共识只意味着行政强权配置资源的欢呼，我们就该把所谓的共识扔进垃圾堆。任何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共识都不会意味着对强权的回归，对核心资源的全面垄断。

中国三十年筚路蓝缕的强大绝不仅仅是因为行政手段强大，强大到可以在十年之内基本建成高速轨道网，而是一连串有利因素叠加到一起的结果。起码包括如下因素：民间力量开始越来越深地参与市场配置，吃苦耐劳的公众将钱存在银行，使政府能够轻松地通过银行将资金输血到大企业解决资金死结，土地资本兑现为财政困难买单。一旦上述某个量单出现逆转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民间财富再也无力负担高房价，银行坏帐如2003年之前一样猖獗，中国民营企业再也无法负担高额成本——最后的决堤总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事件爆发。

制度改革的滞后背后就是市场机制的失灵。我们一再看到悖反事实，中国处于高铁大发展阶段，技术进步订单滚滚，但高铁公司的赢利前景却让人担忧，沙特项目的亏损再次提醒我们，高铁大型企业并不遵循普通的商业逻辑；2010年中国银行体系的税后利润会首次超过一万亿元；我国央企的盈利首次达到一万亿，这些数据却无法带来民生的大幅提升与土地财政的改良，财政捉襟见肘、民生依然艰难，所有的一切提醒我们，在财富创造机制、财富分配机制上已经出现严重的梗阻，再不治，就太晚了。

改革关键时期，需要对真实历史的尊重形成共识，需要对市场的尊重推进市场机制改革，以理智的头脑与对常识的敬仰向明确而勇敢的决策致敬。物畅其流，民乐其生，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