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租房应当成为建房主流

上海市政协委员夏斯德建议，应该以公共租赁房建设为主导，加快解决市民保障性住房问题。民建上海市委在提交的提案中，也建议已经建造而尚未出售和即将继续建造的保障性住房，应大部分用于出租。

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为公租房，是住房保障体系的一次观念变革。在房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学些新加坡的组屋和香港公租房制度。

我们的邻居新加坡，在保障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已经成为典范。新加坡花了50年的时间，通过政府行之有效的公共住宅（组屋）发展计划实现了90%的新加坡居民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在此比例中，82%的居民是住在新加坡政府组建的公屋，仅有18%的居民是住在商品房内。中国保障房也有很宏伟的目标，但是，作为大国，我们的居住主要通过商品房来实现，然而，我们的保障房在实践过程中，可以用蜗牛前进的来形容。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商品房一枝独秀，保障房没有多大起色。就是有些出色的保障房，还沦为权力寻租的玩物，实在让人唏嘘不已，而一些典型和标杆，并不具有普遍性，获得者感恩戴德，以为幸运。

香港的保障房同样比较成功，现行香港公共房屋包括廉租屋、居屋和房委会下辖的临时房屋三个类别，前两者占公共房屋总数的90%，主要由政府建设，出租给低收入居民。香港严格限制公屋面积，多数是50至60平方米，有的只有20至30平方米；居屋拥有非完全产权，只能由房委会回购，业主10年内不能出租或出售。廉租屋则完全没有产权，政府每两年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一次租金，轮候来租。目前，香港共有约73万套公屋住房，超过200万人租住其中，约占香港总人口的29%，成功解决将近三分之一香港人口的住房问题。我们建议，中国的保障应当以公租房和廉租房为主，面积要小一点，不要好大喜功。容积率可以高一点，但不要建成“贫民窟”，质量要求很高。廉租房和公租房应当实现轮换制，杜绝一家独占太久，更不能让保障房成为一些人赚钱致富的工具。

在我国，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着重发展廉租房和公租房确实很有必要。廉租房和公租房对于其他居民的来说，也是比较公正的一项制度。救急不救懒，应当是保障房的一项基本原则。否者，保障房就会沦为特权房，权力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保障房据为己有，或者长期鸠占鹊巢。经济适用房已经被沦陷，很多经济适用房成为官房，成为官员权力寻租和自肥的工具。

建设公租房，有一大好处在于，保障范围很广泛。按着夏斯德的建议，既可以满足包括中低收入家庭、新毕业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夹心层”乃至引进人才的阶段性住房需求，又可以采取政府保障性补贴的方式，减少租金，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或双困家庭的住房问题。

事实上，笔者一直呼吁，当前最困难的群体是蚁族，即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长期居住简陋的农民工。这些人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和后备军，居住条件很窘迫，他们需要的是不是财富，而是救急用的临时性房子。很多蚁族聚居的地方，已经被限制，因为很多蚁族的居所都符合群租，这里是在治理的范围之内。没有人愿意住又小又乱的房子，对他们的采访中，可以能够鼓舞他们留下来的唯一理由在于梦想。这个梦想实质上是很虚无和盲目的，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否者，一个城市就后继无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没有活水的流动，这个城市就沦为死城。

我们多次指出，增加穷人资产性收入主要是多搞廉租房建设，搞公租房，多建小套型，能够减轻老百姓的支出，增加老百姓的福利，减少他们的生活成本，同样是解决高房价之道。

记得在北京第一个搞公租房试点的时候，笔者呼吁将白领和农民工纳入到公租房里面来，当时，我们指出，从各个角度来看，如果要建公租房，希望能够考虑到大学生和一些农民工，而不仅仅是城市低收入家庭，因为只有城市留住人才才能有大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

经年过去，这些呼吁已经成为逐步现实。但是，离公租房大量新建的目标，还远得很。需要指出的是，一旦保障房和商品房市场数量都很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者之间搞好防火墙，因而二者的运行规律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目标是权力规范，公平供应，后者的目标是价高者得之。但是，我们当前呼吁建设保障房，可以由市场化来运作，尽快地集中各种资源，满足中低收入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