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长期健康的经济关系基础何在？

贸易保护主义、货币主义幽灵在我们的头顶盘旋。

近期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共签署11份政府间合作协议，超过70份商业合同，价值45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但订单带来的中美关系顺畅不可能持久。

双方在价值观、贸易摩擦、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难题。奥巴马的经济治国之策是恢复财政均衡、促进就业，出口翻番战略上升到国策，大量发行的美元让美国凭借金融生产力在全球获得财富。

美国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对中国实行歧性性贸易政策。

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定期订单，而是让中国成为美国长期的出口基地。中国坚持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症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过严，中国希望进口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透明，去年12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批出口便利化措施修改意见，正在征求公众意见。这是美国商务部为响应奥巴马提出的出口控制改革而采取的第一步行动，这项改革调整了164个出口目的地国家的控制程序，但名单上排除了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基地的中国。

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风雨飘摇，呼吁政府给予更多的支持，而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动辄翻番的收益、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运作的失利，助长了中国国内的怨恨情绪。更重要的是，中国以国企主导的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特别是在美国的并购受到围剿，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价高却失败，已经暴露出双方在经济体制、企业结构与安全领域完全不能匹配，双方难以从根本上互相信任。

中国可以定期给波音公司订单，可以赠送美国人民大熊猫，可以换来片刻的宁静，但无法得到长期的健康的外贸环境。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本身，中国国企所占据的资源正在急剧扩大，所有这些事实，显示双方在互相信任方面基本无解，而只能通过密集的短期谈判，获得短暂的安宁。

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中国的通胀压力形成了另一组尖锐的矛盾结构。

对于中国甚至全球而言，不负责任的美元是通胀的源头之一。事实上，中国所强调的输入性通胀有时候是美元泛滥的委婉说法，但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行之有效的举措就是将美无输送到全球，以化解美国的债务负担。

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并不像宏观数据所显示的那么美妙，压力重重，企业转型、投资过量、通胀压力让各方疲于应付。但在外界看来，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提升汇率，这就是宏观经济数据无法反映真实成本的害处。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美争论不可回避的焦点，中国无法抵制汇率上升的压力，未来数年，人民币将缓慢而坚定地升值。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所有有关货币信用、有关金融衍生品、资本与货币市场的讨论成为长期热点。各国拯救经济所发放的天量货币，到2010年，虽然实体经济仍处于艰难恢复期，但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股权投资市场、从香港到北京、伦敦的房地产市场，散发出兴奋的牛市激素味道。

2010年，东面亚金融危机期间在香港铩羽而归的国际对冲基金巨鳄索罗斯卷土重来，他耐心地在香港安营扎寨，等待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中国出现的大机会。这一机会不仅来自于中国日益扩张的经济规模，更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由于美国主导全球货币，目前中国国内的金融模式在形式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美国，这是双方未来重要的合作领域，也是中国国内财富的一个重要出血口。中国的金融企业生产效率无法与美企相比，中国的债券市场最活跃最具竞争性的力量是外资，尤其是美资。

美国存在重商主义与货币主义，中国同样存在重商主义，外加日益严重的强调政府投资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这使得双方难以达成真正的妥协，而成为斤斤计较的为短期利益着眼的谈判者。

短期的订单不是一切，掌握全球定价权的货币美元是止痛剂，是催化剂，是显示人性贪婪最好的镜像，美国需要放弃傲慢与贪婪，而中国需要放弃对国企救生圈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用民众财富当做与各国交往的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