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为不负责任的货币体制辩护大错特错

央行不提出建言、不坚持原则已是错误，为不负责任的货币体制辩护，更是大错特错

国内通胀压力陡升，只有弄清楚是什么造成通胀的，才能避免再次陷入通胀泥潭。

通胀是滥发货币的必然结果，通胀就是货币现象，央行难辞其咎。

中国央行并不认可这一结论。11月15日媒体披露，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称，“央行超发货币43万亿元人民币引发通胀”的说法没有依据；且去年中国M2与GDP之比大升是特殊现象，不能因此得出还会进一步攀升的结论。他认为，随着金融深化，M2占GDP之比偏高是正常现象，但外汇占款增加导致了基础货币发行量上升：从2002年末到2010年9月末，外汇占款由2.21万亿元增加到19.5万亿元，增长率7.8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则由49%增长到了121%。

有些拗口，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增加是因为外汇占款不断增加，最终造成所有的基础货币都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

问题来了，是否只要中国外汇占款不断上升，基础货币发行量就会不断增加？而随着货币量的不断增加，中国的通胀压力就会越来越重，直至不可收拾？

答案是肯定的。央行必须承担部分责任，他们没有坚持财政纪律，试图用低息甚至零利率再贷款等隐性通胀办法，解决中国的隐性财政赤字。

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2008年截止。从1994年到2007年底，全国共实施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万户，核销金融债务3872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949万人。这十年中平均每年需要补贴企业亏损超过近300亿元，累计补贴了3088.2亿元。如从1989年-2003年计，平均每年需补贴企业亏损近400亿元，累计补贴了5632.45亿元。

中国金融机构同样如此。工行、农行在剥离不良资产时，分别与财政部建立了损失类贷款2460亿元、8000多亿元的共管账户，工行共管账户已经提前归还，而农行未来靠多种渠道核销，包括后续可以获得的部分所得税退税、财政部的股本收益等，也不排除财政部减持少量股权方式。而按照农业银行(2.68,0.01,0.37%)披露的正式招股说明书，财政部与农行将设立共管账户“特别共管基金”，置换8156亿元的不良资产，存续时间为15年。

因此要解决这些分坏账，一是再贷款，二是通过上市资产溢价来解决。事实上，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不断用量化宽松的货币稀释全民财富为国有企业堵漏。

当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接近GDP的两倍时，央行绝对不能置身事外。不提出建言、不坚持原则已是错误，为不负责任的货币体制辩护更是大错特错。

央行不会也不必承担全部的责任，我们既然从2003年开始选择了外向型经济，以出口与投资拉动GDP的增长，以对冲的手段维持低汇率，就应该预料到货币体系会有无法支撑的一天——种下什么种子当然就会结出什么果。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从2002年开始我国外汇储备再次增多，200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2122亿美元，截至2010年9月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正是为了吸纳越来越多的流动性，央行不断地发行票据、发行国债，最终将锁定的存款准备金率放回市场，以购买越来越多的外汇。越来越多的货币成为下山猛虎，通胀压力越来越大。

很明确，目前的通胀压力主要是不负责任、缺乏独立性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也是我国选择出口主导型经济、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必然结果。

2009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刺激政策，向我国数万亿元的票据堰塞湖投入了一颗大石子，大水从堰塞湖中喷涌而出。此时，全球各主要央行以邻为壑的做法，加剧了中国的通胀压力，中国进口的资源类产品、原材料价格节节上升。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经济体制不能不转变时，我们发现社会保障体制拖了后腿，开始手忙脚乱地制订最低工资制度，但各方既得利益阶层却坚持自身的不当利益，公务员的经费、办公成本居高不下，政府必须以新印刷的钱或者开拓新税源支付保障成本。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同时，也就形成了通胀预期，但因此认为中国工人工资提升是通胀之源，则大错特错。

要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必须改变中国目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必须改变目前缺乏独立性的货币发行体制、建立独立而负责任的货币发行体制，同时顶住压力进行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