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调控的“民意”在哪里

    从2003年到现在，我国房地产的政策调控已七年之久。这一房地产调控以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为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调控是失败的，多数调控政策是无效和低效的。

从今年8月份开始，首先表现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商品住宅交易量和交易价格出现了回暖的征兆和趋势。被一些人吹捧为史上最牛的本轮房地产调控，正在遇到第二次的尴尬。6月底7月初是一次，那是因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呈现逐月走低的发展态势。8月底9月初是第二次，成交量上来了，房价从松动到稳定了。正是那些极力支持房地产调控的人，在惊呼调控政策可能夭折，在感叹楼市全面回暖弄假成真。

我们的一些青年学者，创造出了一个“政策市”新名词。认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被政府行政力量不断左右的市场，是政策决定市场的走势。其实“政策市”只能产生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年代中。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没有“政策市”的。“政策市”就像泰国的人妖一样，是一个扭曲的怪胎。

面对我国全国范围内的城镇商品住宅的价格上涨，“政策市”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政策市”也不能成为行政力量对赌市场的“胡来”市。

面对我国全国范围内的城镇商品住宅的价格上涨，并不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失灵，而是政府丢弃政策保障房的职责，让城镇中低收入者失去住房保障，从而引发人们对商品房价格上升的不满。

我国房地产调控经历及其结局一定会作为典型案例走入世界各国经济学的教科书中。

支撑我国七年之久房地产政策调控基本依据一是房价，二是所谓的民怨民意。这是调控政策决策人的“失误”。我国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依据本应该是我国城镇房屋的社会普查和我国房地产业中长期发展目标规划。很可惜，这两项到现在我国都没有。没有“普查”和“规划”的房地产调控，命中注定从一开始就是偏差的、失误的、扭曲的。

近年来，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空间成为呈现民意的重要平台，网民通过论坛、博客、社区、微博、跟帖、网络投票等各种渠道表达声音，汇聚成舆论洪流，影响了事件走向。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葆华所说，网络对于中国民意表达和公共空间建设的贡献，无论如何不应低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网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是否应当让网络过于负重地承载民意？在网络之外还需要建立完善主流民意渠道。

目前中国网民的分布以年轻、高知和城市人口为主，而老年人、弱势阶层和农村人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网络之外。在网络中发表意见的又只是网民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网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网络民意并不是民意的全部，更何况网络民意表达存在“极化”（向极端观点偏移）、“哄化”（缺少未经深思熟虑的随意表态、站队）、“去化”（少数意见被强势意见、社会思潮所掩盖）等问题。

我国贫富差距的最大两端是城市人和农村人，并不是城市人中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在城镇住房问题上，真正的困难户是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他们从未奢望在城市中得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而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去解决自己在城市中住的问题。倒是那些城市下岗无业低保者、无所事事的啃老者、劳动工作的底层失意者、刚走向社会工作三五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倒成为今天最真实的要房群体。

我们根本不应该夸大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反过来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网络民意，整个社会很容易陷入现代版的“大字报”当中（先入为主，没有事实依据的人格抹黑和观点歪曲，不断地产生诸如“崩盘”、“空置房”、“泡沫”、“投机”、“房奴”、“胶囊”、“不吃不喝三十年”、“绑架老少三代”、“绑架中国经济”等蛊惑性语言盛行，以穷人自居的下流漫骂）。我们需要建设和健全多元的民意表达空间，要使得社会当中各个阶层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要使更多基于深思熟虑、理性的声音被听到，特别是那些和行政决策机关不一样的声音。

今年我们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看到一种十分有趣的奇特现象：

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央视二套、东方早报等主流媒体发表的是一种支持政府房地产调控的声音，是一种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调控加码的声音，是一种不断批评地方政府和指责开发商的声音，是一种一直认为中国的房价地价不值那么高的声音。必须承认这种声音占据着主流和垄断地位。

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债券、基金、保险、公积金、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体现了是另外一种并不支持政府房地产调控的声音，特别是中国股票市场，拥有一亿个开户账户，代表着现代中国经济中社会民间投资者的利益。只要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消息一出，股市就大跌，反之就大涨。投资者不声不响但态度鲜明地用脚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独立判断。

上述两种声音、两种视角、两种群体，到底谁真实地反映了民意，谁并不代表民意？谁代表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谁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实是一目了然、不容置疑的。

前不久，有一篇介绍《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随笔》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是刘军宁先生所写，其题目是《政治家应该如何对待民意？》。

刘文指出，“广义而言，政治家涵盖蛊惑家，蛊惑家是政治家中很坏的一种。蛊惑家极善于迎合民众的情绪和一时的谬见。他们舌灿莲花，讨好群众，愚弄群众，用蜜语来谄媚，用空头的许诺和小恩小惠来贿赂讨好。记得美国的联邦党人就曾注意到：在推翻共和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对当政者和政治家而言，天道与民意，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天道的服从要高于对民众的服从。要明白，在天道与民意之间，并不是总能画等号的。用西方人的话说，人民的声音并不等于上帝的声音。”

刘文还描写了如下的一些细节，非常值得国人咀嚼把玩：

布什总统在当政的后期，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被民意完全抛弃。而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也是得到全民支持的。 “9·11”之后，他支持率曾高达90%，在离任前民意支持度只有30%，从民意的巅峰跌至民意的谷底，真是大起大落。对布什来说，他没有为了谄媚选民而放弃或改变自己的信念。不论有多大的民意压力，他也不选择做变色龙。

丘吉尔带领英国人艰苦卓绝打败德意纳粹法西斯，与同盟国一起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却马上就被民众选下了台。英国从此走上了费边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与国力俱衰。但是当年丘吉尔选择却是：服从选举的结果，同时坚守自己的信念。

既然，人性中的非理性是不可避免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必须正视、包容这样的非理性，并把它相对最小化、无害化。现代民主政治兼容民众中的非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是建立在这种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民众的利益，也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分，虚假利益与真实利益之分，执政者需要去分辨识别。而蛊惑家也很可能恶意地制造、煽动、滥用民意。

现在看来，没有公平的选举制度、没有言论自由，让政府听取百姓的意见，还是一句空话。